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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万准 一、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评析汉代治国理政的核心方法论遵循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剖析历史现象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研究汉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必须摒弃封建史学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与阶级偏见，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把握阶级社会的本质规律，坚守四大核心分析准则，实现对汉代治理模式的客观、全面、辩证评判。 第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主线。历史唯物主义明确，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汉代治国理政的各项举措，无论是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还是中央集权、礼法并用的政治制度，本质都是封建统治者为适应秦末战乱后生产力恢复需求、调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实践；而汉代中后期的社会危机与衰落，根源在于封建土地私有制下生产关系逐步束缚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僵化滞后，这是剖析汉代兴衰的核心逻辑。 第二，坚持阶级分析的核心观点，认清封建王朝的阶级本质。马列主义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汉代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王朝，所有治国策略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利益、巩固封建大一统秩序，而非维护广大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无论是汉初的无为而治，还是中后期的中央集权强化，都是地主阶级缓和与农民阶级矛盾、压制地方割据势力的手段，脱离阶级分析，就无法认清汉代治理经验的本质与边界。 第三，坚持辩证扬弃的科学方法，区分精华与糟粕。对待汉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既不能全盘肯定，将封建治理模式理想化，也不能全盘否定，忽视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进步意义。要辩证剥离其中符合社会治理普遍规律、契合新时代发展需求的精华内容，摒弃基于封建剥削制度、维护专制统治的落后糟粕，实现古为今用、去粗取精。 第四，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史观，认清治理成效的根本来源。汉代的盛世局面，绝非单纯依靠帝王将相的治理决策，而是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作、推动生产力恢复发展的结果；汉代统治的动摇，也源于统治者背离人民利益、加重剥削，激化阶级矛盾。这一史观要求我们，在提炼汉代经验时，始终聚焦民生根基、人民利益这一核心，而非片面强调统治策略的作用。 二、汉代治国理政的核心举措与成功经验（马列主义视角下的历史进步性） 汉代承接秦末战乱、天下凋敝的局面，统治者吸取秦朝暴政速亡的深刻教训，围绕恢复社会生产、巩固大一统政权、缓和阶级矛盾，逐步形成了“休养生息—儒法结合—中央集权—重农固本”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在特定历史阶段适应了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需求，推动汉代成为封建社会首个鼎盛王朝，其成功经验具有鲜明的历史进步性。 在经济治理上，推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重农抑商政策，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汉初统治者摒弃秦朝苛捐杂税、繁重徭役、严刑峻法的暴政模式，实行田租十五税一、三十税一，减免徭役，释放奴婢，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全力恢复农业生产；同时抑制富商大贾过度兼并土地，保障小农经济的稳定发展。从马列主义视角来看，这一政策本质是封建统治者对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大幅减轻了农民阶级的剥削负担，缓解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严重束缚，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推动农业、手工业快速恢复，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为汉代大一统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符合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政治治理上，逐步强化中央集权、破除地方割据、完善官僚体系，优化上层建筑适配经济基础。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后期逐步削藩、平定七国之乱，废除地方诸侯特权，推行推恩令瓦解诸侯国势力，彻底解决地方割据威胁，巩固大一统中央集权；同时完善察举制选拔官吏，打破先秦贵族世袭特权，扩大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构建起层级清晰、覆盖全国的官僚治理体系，提升了国家行政与治理效能。这一系列举措，消除了分裂割据的经济政治基础，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让上层建筑更好适配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需求，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政治制度的重要完善。 在思想与法治治理上，确立儒法结合、外儒内法、德刑并用的治理模式，兼顾社会教化与秩序规范。汉初奉行黄老无为而治，适应休养生息需求；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伦理纲常作为社会教化核心，同时沿用秦朝法家制度，以法律规范社会秩序、约束官吏与百姓，实现道德教化与法治约束的有机结合。这一模式既通过儒家思想凝聚社会共识、缓和阶级矛盾，又通过刚性法律维护统治秩序，避免了秦朝单纯严刑峻法的暴政，也杜绝了无为而治的松散弊端，构建起适配封建大一统的思想与法治体系，成为后世封建王朝治理的核心范式。 在民族与边疆治理上，实行刚柔并济、兼容整合的策略，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雏形形成。面对匈奴等边疆民族政权，汉代前期采取和亲政策缓和矛盾，后期国力强盛后以军事防御与征伐稳定边疆，同时设立西域都护府等机构管辖边疆，推行民族互市、文化交流政策，推动中原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融合，强化了边疆地区对中央王朝的认同，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顺应了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潮流。 在民生与社会治理上，秉持以农为本、重视民生的治理理念，将民生稳定作为统治根基。汉代统治者始终将农业生产、百姓温饱作为治国首要任务，出台多项举措救助流民、减免灾荒赋税，遏制土地过度兼并，保障小农基本生存权益，深刻认识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理规律。这一理念虽本质是维护封建统治，但客观上保障了广大农民的基本生存条件，缓和了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实现了社会的长期稳定。 三、马列主义视角下汉代治国理政的固有缺陷与历史教训 汉代治国理政虽取得显著成效，但其根植于封建地主阶级专政与封建土地私有制，始终无法摆脱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存在诸多不可调和的缺陷，这些缺陷最终导致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危机爆发、王朝由盛转衰，其教训极具警示意义。 第一，阶级本质的根本缺陷：剥削制度无法动摇，民生保障具有极强的临时性与妥协性。汉代所有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都是地主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自身统治的权宜之计，并未改变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根本，也没有消除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随着王朝发展，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地主豪强大量侵占农民土地，大量农民沦为流民、佃农，剥削程度不断加重，所谓“民生保障”彻底流于形式，阶级矛盾从缓和逐步走向尖锐，这是封建阶级本质决定的必然结果，也是汉代衰落的核心根源。 第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无法调和：土地兼并顽疾难以根治。封建土地私有制是汉代经济的基础，这一制度本身就蕴含着土地兼并的内生矛盾。汉代前期统治者虽试图抑制兼并，但缺乏长效制度保障，随着地主豪强、外戚宦官势力崛起，中央对地方土地的管控力逐步减弱，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小农经济彻底崩溃，生产力发展失去根基，最终引发黄巾起义等农民反抗运动，动摇了汉代统治根基。这印证了马列主义关于封建生产关系无法从根本上适应生产力持续发展的论断。 第三，专制集权与人治的致命弊端：缺乏长效制度约束，治理成效依赖统治者个人素养。汉代实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皇权至高无上，法律、制度均依附于皇权，本质是人治社会。明君贤臣在位时，能推行轻徭薄赋、开明治理的政策；一旦统治者昏庸无能、外戚宦官专权，朝政便陷入腐败混乱，苛捐杂税加重，治理政策彻底背离民生。汉代中后期外戚干政、宦官专权交替出现，中央集权逐步弱化，地方豪强割据，治理体系彻底失效，充分体现了封建专制人治的局限性。 第四，思想专制的消极影响：禁锢思想自由，阻碍社会创新发展。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起到了凝聚社会共识、巩固大一统的作用，但也形成了思想专制的局面，扼杀了先秦百家争鸣的思想活力，将儒家纲常伦理固化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束缚了民众的思想创新，阻碍了科技、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也让封建等级制度愈发根深蒂固，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 第五，官僚体系与吏治的固有弊端：腐败滋生，阶级固化逐步加剧。汉代察举制虽打破了贵族世袭，但后期逐步被地主豪强、世家大族操控，选拔官吏不再以才德为标准，而是看重门第出身，形成门阀士族势力，阶级固化愈发严重；同时缺乏有效的官吏监督机制，吏治腐败、贪墨成风，官僚集团与地主豪强勾结，共同压榨农民阶级，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加速了王朝的覆灭。 四、汉代治国理政经验教训对新时代的现实作用与借鉴价值 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辩证看待汉代治国理政，其成功经验蕴含着国家治理的普遍规律，历史教训则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致命短板，这些内容跨越历史时空，对新时代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保障民生、维护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具有极强的现实借鉴与警示作用。 其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彻底超越封建民本思想，筑牢民生根基。汉代“以农为本、重视民生”的理念，本质是维护统治的手段，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借鉴汉代经验，要持续夯实民生保障，着力解决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难题，坚决遏制贫富分化、资源垄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从根本上消除剥削制度的弊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筑牢国家长治久安的人民根基，这是对汉代民本思想的根本性超越。 其二，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国，摒弃人治弊端，推进治理体系制度化、法治化。汉代人治主导、缺乏长效制度约束的教训警示我们，国家治理不能依赖个人意志，必须依靠完善的制度体系。新时代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强化权力监督与制约，推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杜绝权力滥用、腐败滋生；同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制度自我革新与完善，避免制度僵化，实现国家治理的规范化、长效化，彻底跳出封建王朝“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 其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平衡发展与公平，坚决遏制两极分化。汉代因土地兼并、贫富分化走向衰落的教训，印证了社会公平对国家稳定的重要性。新时代我国要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经济基础，同时注重社会公平正义，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障弱势群体权益，坚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资源过度集中，统筹发展与安全、效率与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避免重蹈封建王朝两极分化、阶级矛盾激化的覆辙。 其四，坚持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筑牢大一统发展格局。汉代强化中央集权、推动民族融合的成功经验，对新时代维护国家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要坚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反对分裂势力，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为国家发展营造稳定的内部环境。 其五，坚持思想引领与思想解放相统一，杜绝思想专制，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汉代思想专制的消极教训警示我们，文化发展与思想进步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新时代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凝聚社会共识，同时尊重思想文化多样性，鼓励文化创新、科技创新，破除思想僵化与保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与文化支撑。 其六，坚持从严治吏、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破除阶级固化，保障治理效能。汉代吏治腐败、阶级固化的教训表明，干部队伍建设是国家治理的关键。新时代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完善干部选拔任用与考核监督机制，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杜绝任人唯亲、门第偏见，破除阶层固化，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确保国家治理始终贴合人民利益、高效有序推进。 五、结语 汉代治国理政是我国封建社会大一统治理模式的初步成熟形态，其休养生息、儒法结合、重视民生、维护统一的成功经验，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推动了社会进步，蕴含着朴素的治理智慧，对新时代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受封建地主阶级专政与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局限，其无法摆脱剥削本质、人治弊端、土地兼并、阶级矛盾激化等固有缺陷，最终走向衰落，这一教训深刻印证了马列主义关于阶级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论断。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新时代我们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汲取汉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绝非复刻封建治理模式，而是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坚持守正创新、辩证扬弃，摒弃封建制度的糟粕，吸收其中符合社会治理普遍规律的合理内核，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彻底超越封建治理的阶级局限，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的治理保障。 作者系： 联合国特邀观察员 陕西省第九、第十届政协委员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博士 思想道德教育教授 陕西省老教授协会副会长 陕西国际书画艺术交流协会会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