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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万准 社会治理的终极追求，不在于案结事了的裁判效率，而在于人心和顺、纷争不生的良序状态。孔子在《论语·颜渊》中直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句话道尽中华法系的治理智慧：公正断案固然重要，更高境界是通过教化与调和，从根源上消弭诉讼、实现社会和谐。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必须以道德建设为根本、以民间调解为抓手，推动矛盾前端化解、源头预防，让司法审判回归定分止争、维护底线的本位，走出一条德法兼治、以和为贵的中国特色治理之路。这一治理路径，既植根于中华文脉的深厚底蕴，也契合于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与治理观的本质要求，更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彰显中国精神的必然选择。 一、道德建设：减少纷争的治本之策，筑牢无讼理想的根基 纷争起于利益失衡，更源于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礼义不彰。当公序良俗深入人心、契约精神成为自觉、礼让包容蔚然成风，邻里口角、家庭矛盾、商事摩擦便会大幅减少。加强道德建设，就是抓前端、治未病，以价值观引领塑造行为自觉，以文明素养涵养社会心态，让人们懂得换位思考、信守承诺、以理服人，从内心不愿争、不必讼。这正是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现代诠释——以道德教化固本培元，以伦理规范润心化人，才能实现“讼不待听而自无”的治理效果。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加强道德建设，本质上是通过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人们行为，让生产关系更适应生产力发展，让社会秩序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在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与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一脉相承。孔子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诚信、文明”等理念高度契合，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而道德建设正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当个体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能够自觉遵守社会公序良俗，就能在处理利益关系时坚守底线、兼顾他人，从根本上减少矛盾产生的根源。 当前，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深刻调整，部分领域出现诚信缺失、功利主义倾向，一些矛盾纠纷因道德底线失守而频发。加强道德建设，首先要深化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以和为贵”“礼让为先”“邻里互助”等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将其融入公民日常行为规范，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认同并践行道德准则。其次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将其融入法治建设、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全过程，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实践养成，让诚信为本、友善待人、公正处事成为社会共识。同时，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连着民风、民风影响社风。孔子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基础，齐家是关键，以良好的家风涵养个人品德、家庭美德，才能以点带面、以家促社，筑牢社会道德建设的微观基础。 此外，道德建设需要与法治建设协同发力。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强调“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加强道德建设，不是要弱化法治的强制力，而是要以法治保障道德的实施，以道德滋养法治的精神。通过立法确认道德准则，将基本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让道德建设有制度支撑；通过执法司法践行道德要求，在执法司法过程中融入道德导向，让人们在遵守法律的同时感受到道德的温度。唯有如此，才能让道德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让法律成为道德的坚强保障，从根本上减少纷争的滋生，为“无讼”理想奠定坚实的道德根基。 二、民间调解：连接道德与法治的桥梁，实现无讼理想的现实路径 民间调解是连接道德与法治的桥梁，是实现无讼理想的现实路径。相较于法庭审判的对抗性、程序性，民间调解植根乡土、贴近群众，以情理法相融、柔性化处理为特点，契合中国人“以和为贵”的文化心理。从古代乡约、族老调处、申明亭息讼，到新时代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基层自治调解，民间调解始终以低成本、高效率、暖人心的优势，化解大量民生小事、邻里琐事、家庭难事。它不追求输赢裁定，而致力于修复关系、化解心结、达成共识，让矛盾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一线平息，既减轻群众讼累，也节约司法资源，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民间调解的生命力，在于其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孔子主张“和为贵”，《论语·学而》中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强调和谐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民间调解正是“和为贵”理念的具体实践，它不僵化地套用法律条文，而是注重情理交融、以理服人、以情动人，通过调解员的耐心劝导，让当事人换位思考、相互包容，最终达成和解。这种调解方式，既尊重当事人意愿，又维护社会关系的和谐，符合中国老百姓“厌讼”“重和”的心理诉求。 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角度来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治理的主体。民间调解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群众成为矛盾化解的主体。古代的民间调解，依靠乡贤、族老、里正等基层力量，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了解群众诉求，能够精准把握矛盾的症结所在；新时代的民间调解，构建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业调解、专业调解、基层自治调解协同发展的多元调解体系，吸纳律师、法官、专家学者、志愿者等力量参与，汇聚各方智慧，形成治理合力。这一体系，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也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民治民享”的治理智慧，是人民当家作主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民间调解的优势，还在于其能够有效衔接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不仅会依据法律规定，更会融入道德准则、公序良俗，让当事人在化解矛盾的同时，接受道德教育、增强法治意识。例如，在处理邻里宅基地纠纷时，调解员不仅会依据《民法典》中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更会引用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理念，劝导当事人相互尊重、互谅互让；在处理家庭赡养纠纷时，不仅会依据法律中关于赡养义务的规定，更会强调“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让子女认识到赡养老人不仅是法律责任，更是道德义务。通过这种方式，民间调解将道德建设的成果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将法治精神融入矛盾化解的全过程，实现了“调事”与“调心”相结合、“解纷”与“育人”相统一。 同时，民间调解的发展，需要不断完善机制、规范运行。要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选拔政治素质高、法律知识懂、道德品质好、群众威信高的人员担任调解员，定期开展业务培训，提升调解员的法律素养、调解技巧和道德水平；要健全调解制度体系，明确调解范围、调解程序、调解效力，规范调解文书制作，确保民间调解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要强化调解保障，落实调解工作经费，完善调解激励机制，激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通过不断完善民间调解体系，让这一传统治理方式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实现无讼理想的重要支撑。 三、司法审判：守住公平正义底线，构建多元协同治理体系 司法审判应守住底线、优化供给，与道德教化、民间调解形成互补。强调减少不必要诉讼、强化前端调解，并非弱化司法权威，而是让审判回归保障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对调解不成、矛盾激化、涉及公共利益与重大权利的案件，法院必须公正高效裁判，以司法刚性维护法律尊严、守住社会底线。孔子“听讼，吾犹人也”，既承认司法裁判的专业性与必要性，也指明审判的价值导向：明断是非只是手段，促进和谐、引导向善才是目的。司法机关应坚持能动司法，推动诉调对接、繁简分流，支持调解组织发挥作用，以司法确认赋予调解效力，构建“调解优先、诉讼断后”的多元解纷体系。 马克思主义司法观强调，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公平正义价值导向。司法审判的核心价值，在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构建“调解优先、诉讼断后”的多元解纷体系中，司法审判处于最后一道防线，其作用不可替代。对于民间调解无法化解的重大矛盾、涉及重大利益冲突的案件、破坏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司法机关必须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公正高效地作出裁判，以司法权威维护社会秩序。 同时，司法审判要主动对接民间调解，形成治理合力。要完善诉调对接机制，建立法院与调解组织之间的信息共享、案件移送、司法确认等制度，为民间调解提供司法支持。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经法院审查确认后，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确保调解成果得到有效保障；对于调解难度较大的案件，法院可以提前介入，指导调解组织开展工作，提升调解成功率。要推进繁简分流，将简单的民事纠纷、小额纠纷引导至调解渠道，将复杂的、重大的案件交由审判机关依法审理，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让有限的司法资源集中用于处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提升司法审判的效率和质量。 司法审判还要彰显道德导向，传递法治温度。在审判过程中，法官不仅要依法裁判，还要注重释法说理，将法律规定与道德准则、公序良俗相结合，向当事人阐明裁判的法律依据和道德基础，让当事人赢得明白、输得服气。例如，在处理侵权纠纷案件时，法官不仅会依据《民法典》中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还会引用“公平正义”“互谅互让”等道德理念，引导当事人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在审理涉及传统文化传承的案件时，注重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涵，彰显文化自信。同时，要加强司法公开，通过庭审直播、裁判文书上网、法治宣传等方式，向社会公众传递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引导公众尊重法律、遵守道德，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氛围。 此外，司法机关要坚持能动司法，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立足审判职能，深入分析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向相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推动完善社会治理制度；针对审判过程中发现的道德建设、基层治理中的薄弱环节，开展专项调研，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助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能动司法，让司法审判从“被动裁判”向“主动服务”转变，从“解决个案”向“治理社会”延伸，实现司法审判与道德建设、民间调解的协同发力，共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四、协同发力：构建无讼善治的中国治理新模式 迈向“无讼”善治，需要德治、自治、法治协同发力。一要深化公民道德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将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相结合，完善诚信体系、家风家教、公序良俗建设，筑牢纷争预防的思想根基。二要健全基层调解网络，建强人民调解员队伍，整合乡贤、律师、网格员等力量，让调解触达基层末梢、覆盖各类纠纷，使民间调解成为化解矛盾的主渠道。三要完善诉源治理机制，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让司法资源集中于重大疑难案件。四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让“无讼”“和合”理念深入人心，使礼让为先、协商解决成为社会共识与行为习惯，同时结合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这一协同发力的模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无讼”“和合”理念，为无讼善治提供了文化底蕴；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法治观、治理观，为无讼善治提供了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为无讼善治提供了现实路径。三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构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治理模式。 在实践中，要不断完善德治、自治、法治协同发力的机制，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明确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司法机关协同、社会各界参与的工作格局，形成治理合力；要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媒体、学校、社区等渠道，广泛宣传道德建设、民间调解、司法审判的重要意义，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和道德规范，提高公众的参与度和认同感；要强化考核评价，将无讼善治建设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考核体系，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加强理论研究，深入研究无讼善治的理论内涵、实践路径，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两千多年前的治理理想，在当代中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加强道德建设以正本清源，发展民间调解以化纷止争，优化司法审判以守正护航，三者协同发力、一体推进，必将实现社会更和谐、民心更和顺、治理更高效，走出一条契合中国国情、彰显文化自信的善治之路，为人类社会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系： 联合国特邀观察员 陕西省第九、第十届政协委员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博士 思想道德教育教授 陕西省老教授协会副会长 陕西国际书画艺术交流协会会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