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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鸿博王征君 王宏撰(公元1622～1702年)字文修，一字无异，号山史，更号待庵，自书天山老人。因曾被清廷征聘而不仕，故人又称王征君。明末监生(国子监肄业)，南京兵部侍郎王之良第五子。 王宏撰幼年随父亲在南京读书，聪明好学，曾手抄《左传》《史记》《汉书》及历代诗词等。他仪表端庄，文笔不凡，好与鸿博之士往来，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年)，荐为鸿博。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父病故。顺治初年，他游历江南，结交名士，后应贾汉复的聘请，参与纂修《陕西通志》。与当时关中著名学者李二曲、李因笃、李楷等人多有往来。他潜心研究程朱理学和张载的关学理论。主张研究学问要平心静气，评书论人均应求实，对自己最尊崇的人也不应掩饰其过失，对自己所反对的人，也不应抹杀其长处。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其家遭抢劫，王宏撰便移居华山云台观讲学。治学有方，名重一时，往来者多关中鸿儒。江苏昆山顾亭林，因抗清失败，于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来华阴寓居，王与顾谈经论典，朝夕不离。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在云台观共建朱子祠。 顾炎武居华阴第二年，清政府为了消灭汉人反清思想，征聘王、顾二人赴博学鸿儒科(推荐应考)，顾拒绝之，而王被迫去京。到京后，借“养病”于昊天寺，以病辞考。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他曾北游延安，写下了《延安屯田议》一文，主张让绥延一带的驻军实行屯田，开垦荒地，种植粮食，既可补充军饷之不足，又可解决民食之短缺。他在另一篇文章《延安纺织议》中说延安的布匹价格高出西安数倍，百姓生活贫困，国家税收日益减少，是因为当地农妇不会纺织。他主张官府向延安一带的百姓发纺织机具，招聘关中的纺织能手去传授技术，帮助延安发展纺织业。之后，他再次漫游江南，历时10年，因年老有病回归故乡。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病故于独鹤亭(仙姑观前)，时年81岁。 王宏撰一生无意仕途，顾炎武赞其勤学不倦。他能诗善文，精金石之学，善鉴别法书、名画。有《易图象迹》《山志》《砥斋集》《正学隅见述》等著述。撰书《汉前将军关壮缪侯祠碑》(此碑原于峪乡沙村学校，后毁），人称“三绝碑”。汪琬对宏撰之文和议论评为“驰骋今古，总有据依，非苟作者。” 顾炎武(公元1613～1682年)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江苏昆山人。因居亭林镇，学者称其“亭林先生”。明亡后，改为炎武。 顾炎武少年时，加入明末江南士大夫政治集团——复社。积极主张改良政治，以谋挽救明王朝，又参加了昆山、嘉定二带人民的抗清起义。失败后，他十谒明陵，遍游华山，所到之处，访问风俗，搜集资料，尤致力边防和地理的研究。垦荒种地，访问同道，力图复兴。他喊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中华民族共同的强烈心声。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顾炎武在山西结识了关中名士李因笃(富平人）便来陕西，经过考察研究，认识到华阴不但地理优越，且有朋友王宏撰等人。于是，讲学于华阴云台观。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九月，顾炎武二次进关，居华阴潜村(今庙前村)王宏撰家。后构屋数楹，名曰“顾庐”，在潜村居住期间，广交关中名宿通儒，以讲学和研究学术为掩护。“不露圭角”。此间，曾打算置地四五十亩，以作终生之计，但为了讲学，把此资金全部拿出与王宏撰在云台观建了朱子祠。朱子祠于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七月动工，十二月建成，顾炎武遂移居祠侧，讲学半年后，因王宏撰南游江淮，他便去了山西。在太原过了一冬，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春节刚过，他即循绛州、曲沃回华阴，不幸在曲沃坠驴跌伤。于正月九日猝于曲沃的韩村宜园。其从弟、嗣子扶柩南归，葬于昆山。华阴潜村东南遗冢，是王宏撰对顾炎武遗物所埋的箔“衣冠冢”。 周至大儒路鹭洲 继李二曲之后，清代乾隆道光年间，周至县又出了一位著名的关学大师，他就是被时人认作关中大儒的路德。 路德（公元1785年-1851年）字闰生，号鹭洲，清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中举，十四年(公元1809年)中进士，被选庶吉士，学时未满，改任户部湖广司主事。十九年（公元1814年）因亲老，按制度回家奉养。父亲去世后，守孝3年，补任军机章京。路德长于书法，于公事之暇，读书写宇。几乎都是四更睡下，黎明即起。京城里求路作文写字的人很多，没有空闲。于是积劳成疾，患了眼病。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告假回家闭门修养。自订养目20余法，息心静养，过了1年多，视力逐渐好转。后来，路德被降职调任，遂辞官归里治学。 路德被邀请主讲于乾阳、象峰、对峰、关中、宏道等书院，前后20余年。严设课程，因材施教。一时陕西、山西、江浙的许多人都来受业。学生任朝廷内外职务者，数以百计；考中其他各科及再传弟子者，为数众多；文学侍从之臣，不少人出于路德的门下。经他教授的学生有1000多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名家。光绪年间任过军机大臣的阎敬铭就是他的得意门生。 路德讲学的宗旨是：“以汉宋诸儒为根底，专主自反身心，不分门户，不事标榜。攻诘惟以孝弟律身，忠廉应物；文艺——以经训传注为宗，力挽剽窃空疏之学，教之先行后文。尝谓读书为作好人，非求富贵。”其教育宗旨继承了传统儒学的教育思想。首先，以“作好人”为读书的奋斗目标，要求人们时刻“专主自反身心”，体现了儒家学说强烈的道德色彩和注重个人修身养性的特点。其次，坚守汉宋诸儒的“根底”地位，强调“以经训传注为宗”，这必然使新一代受教育者拘泥于师说成法，惯于寻章摘句，只能为经典注疏，不敢有独立思考，结果使他们视野窄狭，思维单一，泥古守旧，缺乏理论思维上的创造性，难以形成思想认识上的批判、否定和超越。再次，路德教育宗旨中宣扬的“不事标榜”，反映了儒家文化重德轻力，反对追求功利的严重偏向。最后，极力强调个人道德品质上的健全和完美，也使他们在维护儒学的过程中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反判性。儒士们有时以身殉道或替天行道的行为，便是来自这种思想的支配。入仕为宦的清官，其正直不阿甚或不惜尸谏的品格和胆识，也正是来自儒家这种观念的长期积淀。路德本人经年潜心于儒家学说的钻研，使他自己变成了一个浸骨髓的鸿学硕儒。他通过收徒施教,不仅在学识上,而且在气质上、修养和意志上影响熏陶了他的弟子们。路德的思想对他的学生们影响很大。其得意门生阎敬铭甚至在晚年告退以后,还曾捐资刊布路德遗书。可见,终其一生,他始终崇敬这位先师,而且也是依照这位先师的训诫行事的。 路德对于亲友中贫困的人,尽力资助。亲友去世后,其妻子无依无靠的,路德极力抚恤,不使有冻馁之忧。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陕西遇饥荒时,他捐出学馆的粮、钱救济乡亲,自己一家却食粗粮度日。 路德所著时艺11种,收入《仁在堂文集》之中,又有《关中课士诗赋》《蒲编堂训蒙》《柽华馆诗集》《柽华馆文集》;整理别人的著作有《五经文漪》《三雍老人诗集》《周易本义爻证》《二竹斋诗集》等。这些作品,传到了朝鲜、日本、安南(越南)、俄罗斯。另有题跋、序记、志传、碑版2000余篇。路德精于书法,擅长绘画。死后葬于马召乡金盆村西路德的长子名叫路慎庄,路慎庄在江南任道员时,遇水灾,人民流离,路德立即寄信令儿子捐银3000两救济灾民,并不准儿子以此向朝廷请功。 反响:从关学看“文化与社会” 本报“关学大家”系列报道刊出第15期时,正适逢我国首个“文化遗产日”来临,省政协委员、作家张万准先生致书本报,谈了自己对关学等的看法。 “《三秦都市报》开办‘关学大家’系列报道,我每期都看,感觉非常好,这是弘扬传统文化的有力举措,我想借机谈谈‘文化与社会的问题’”,张万准先生说。 过去我们把书本上的知识叫文化,所以把读书认字的人叫文化人,把识字班也叫文化班。这是从狭义上去了解文化的。现在我们说文化是从广义上说的,就是说文化不只是文字知识,而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或者说结晶。所以文化始终渗透了古今人们生活的各方面,成为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 现代人对文化的重视是空前的。特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不只是一种社会公共事业,而且越来越成为一种能进行经营获利的产业。因为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丰富,人们的精神需求愈来愈突出,这就为文化产业的兴起提供了充分的客观条件。问题是我们提倡引扬什么样的文化。 文化的核心是社会思想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文化的作用归根到底是精神的,是塑造人们灵魂的,所不以不管是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都是以有益于世道人心,弘扬正气;都是以培养人知礼义,知廉耻;都是培养人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为宗旨,把建设精神文明作为目标。这和关学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 一、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观念。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与世界经济的接轨,思想文化多元化的局势愈来愈不可抵挡,五花八门的文化现象披着时尚的外衣充斥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当然这其中有先进的文化,也有落后腐朽的文化;有文化瑰宝,也有文化垃圾。面对这种文化状态,我们有责任担当起传承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这是抵御外来落后文化侵袭,保持文化独立、民族独立最坚固的盾牌。我们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一个特点,就是重视均衡群体利益,重视人的思想道德建设。所以,讲究仁,讲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大学》书开宗明义就讲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止善。”是说传承人类文化的大学的宗旨,就是彰明好的道德,不断更新民众的道德,是整个社会的道德达到尽善尽美。商汤在他沐浴的铜盆上刻铭文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尚书·康浩》上说“作新民”。都是说的通过文化的传播教育,不断提高人民大众的道德水平。这就是文化在人民大众中的作用。 二、提高陕西文化的影响力,渗透力。我们生存在陕西,这是一块文化宝地。陕西是周秦汉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周文化为源头的。周朝七八百年的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周文化。周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视老百姓的利益,关心老百姓疾苦。这个我们在《尚书》《诗经》里随处可以看到。周文化的发祥地就在我们岐山的周原,也可以叫做周原文化。它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条根,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源头。我们读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就可以看到,它弘扬发展的就是周朝的爱民文化、亲民文化、礼乐文化。现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经典视作管理科学,实际上我们的周文化中有好多理论,就是世界管理科学的老祖宗。 我们陕西在传统文化上得天独厚。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发挥好这个优势,利用我们省丰厚的文化资源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应当看到,现在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物质享受,而更多追求的是精神文化的享受。这是我们依托文化资源优势发展经济社会的良好机遇。抓住这个机遇,对全省范围内的文化遗产进行挖掘、梳理、保护、承传,必将极大提高全省人民的文化素养,提高整个陕西的社会品位和在全世界的知名度。这样,一方面会增强我们自身发展的智力基础,一方面会吸收更多的外省、外国人来我省旅游办企业,使文化实实在在成为我省全面发展的一个强大推动力。 三、提高微观经济的文化含量。一般说来,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利益为核心的比如企业,它的全部活动几乎都是为了盈利。这并不错,如果企业不盈利,就没有人办企业了。但如果一个企业只讲利润,不讲文化,这个企业是肯定办不长久的。我们企业文化的核心是“遵循礼义,自强不息”。遵循礼义就是遵纪守法,就是在经营活动中一切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办事;义就是大义,就是站在马列主义的人民大众立场上,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在企业中不取最大化利润,而取利润的理化,效益最大化,富而好仁。自强不息就是靠企业自身的拼搏求得生存发展。所以靠了这种企业文化,企业得到了较快发展。这就是文化对企业的作用,也是文化在微观经济中的作用。 通过对关学的分析，张万准先生认为文化的主要功能是激活指导整个社会活动，所以不能把文化仅仅当着产业来办。因为产业纯属于商业行为，商业行为是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去追求的。文化办成产业，一些办文化产业的商贾，势必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各种各样的低俗文化、垃圾文化均可能出现。因此我认为，文化基本属于社会公共事业范畴。我们之所以讲“产业”，主要是从经营上讲的，比如一个影视集团，它要生产一个影视剧，就要有投入，要进行成本核算，要保证影视剧的再生产。但这种生产经营的目的不仅在于延续扩大文化事业的发展，更在于涵养净化人们的精神，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当然，我们不能把文化与经济割裂、对立起来，经济任何时候都是基础，文化始终都是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智力资源而存在的。我们搞文化产业，不要忘了这个基本的原理，不要把文化办成经济。所以我始终认为，文化也好，教育也好，如果搞产业话，必定会使文化产业丧失文化，必定会使文化产业丧失文化，最终给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作用。
2006年6月10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