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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国
我一口气读完了张万准同志的《成才四要诀》，感慨颇多。 多少年来，很少有人像张万准这样巨手大笔地把孔孟之道理气壮地推上文坛，并赋予它新的内容。他把孔孟之道从“之乎者也”的四书五经里解放出来，变成了老百姓身边有血有肉的你我他。一句话，他把孔孟之道复活了，把曾经批判过“孔老二”重新召回到21世纪的中华大地，这是一件令人拍手称快的大事。 当今，在我们国内，由于曾经发生过的“反右倾”“搞文革”“破四旧”“批林批孔”“批刘批邓”等运动，虽然有关的受害者都已平了反，但是长期的残酷斗争给社会种下的毒瘤，给人们带来的伤痕，并没有随着受害者的平反而消失，或者说退出历史平台，一些早该清除的垃圾还是深深地禁锢人们的头脑。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很多人茫茫然，迷失了方向，有的消沉，有的绝望，最后呢？不约而同地走向麻将场。在国外，更是乱七八糟，恐怖分子作恶多端，危害人类。一位学者这样说，现在世界上并不缺少卫星和原子弹，而是缺少真正的思想家。 反腐倡廉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重大课题，我们有孔孟之道这个得天独厚的传统文化优势，应该是走在世界最前列，一些有识之士就呼吁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论语》。 那么谁来动手撰写这部巨著呢？日本人和美国人早就把我们的孔孟之道变成了他们的财富，而我们中国作为孔孟之道发源的故乡，能不感到无地自容吗？说这些，并非要我们感到愧疚和泄气，而要以此作为支持鞭策我们，与时俱进去攀登世界高峰，以我国现实的迅猛发展为证，这已经不是遥远的神话。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论语》，必将随着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出现在全人类的面前。而是撰写它的作者，也绝非炎黄子孙莫属。 张万准同志近半百，他个人的奋斗生涯，向我们勾画了一个典型的成功者的轨迹。他的人生里程碑比他撰写《成才四要决》更具有说服力。 说他成功，并不是指他开发的“翠华新村”“和平商贸大厦”，或者说是耗资数亿的“世贸大厦”，也不是指它荣获的一尺多厚的各种奖状文凭，也不是因为他已步入陕西十大杰出人物的行列，这些都是他的身外之物，唯有一点，那就是他融多种知识和多种智能于一身的哲学素质，这才是他的成功诀窍，是他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保障。一个农村人，一个只念到高中就回乡的青年，而今已到不惑之年，硬是凭着自己的倔强和才干，努力打拼，用脚踏实地的精神，实现自身的价值，为社会做出贡献。随着不断地学习和深造，张万准先生现在已经是大学本科学历，是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博士，最近又被陕西师范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他这个研究生，不是那些一直关在校园内独居象牙塔的那种研究生，他边学习，边实践，他把学来的书本知识随时加工变成自己的智慧贡献给社会。“翠华新村”“世贸大厦”不过是他的作品而已。 张万准同志从学生时代，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勤奋好学，善于独立思考，尤贵有自知之明，“吾日三省吾身”已经成为他的本能和习惯，他能随时发现和纠正自己的不足和失误。他刚到西安不久，就发现“知识不够用”，于是上省党校、上中央党校，发奋攻读不断地充实自己，不断充电永无止境。 张万准同志成功的主要原因，不光是他会读有字的书，他更会读“无字”的书，他学哲学，善于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处理身边具体的事物，正如一位哲人所说，“观察者用自己眼睛去读世界这部书”。 张万准同志读书是有讲究的，尤其是青少年一代，读什么书，怎么读书，并不都是“开卷有益”，郭沫若曾经说过，活人读死书可把书读活，死人读活书可以把人读死，就是这个道理。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当然，物质文明已经奇迹般地巍然屹立在地球的东方。但是众所周知，我们的精神面貌与物质文明并没同步。目前不少地方流行转让一种愚昧型消费，先富起来的人会耗费巨资，造神坛修庙宇，有的占卜算命，求神免祸搞迷信，不惜挥金如土，而那些腰缠万贯，吃喝嫖赌者，更是比比皆是。无数事实一再验证着一条古老的格言：“无知比贫穷更可怕。”在物质的激励下，人们无休止的忘名地陶醉于金钱，但是，单纯的追求对物质财富的贪婪占有，永远改变不了占有者的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目前国家的繁荣，只是解决了一个贫穷问题，但是更加可怕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提高全民素质是一个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头等国家大事。张万准同志的《成才四要诀》，尤其是张万准本人奋斗历程，无疑可以成为我们加强素质教育、以德治国的一个典型的活教材。 最后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成才四要决》是一篇深含哲理的哲学著作，他不是出于一个哲学家的手笔，而出一个企业家，这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规律。 长期以来，我们知识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至今还没有改变甚至还越来越严重——哲学遭到自然科学的冷遇——自然科学遭到了哲学的白眼。这种隔阂是现在科学革命中的悲剧，目前哲学无用论还左右着许多人，他们偏爱理科，歧视文科，而张万准同志的道路之所以具有特殊意义是因为他辩证地实现了二者的统一，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个“悲剧的结束”，看到了新的希望。
（2000年6月8日于北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