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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古长安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是闻名世界的东方古都。孕育和积淀了璀璨的人类文明。同时，由于她千年古都和地理要冲的地位，她成为中国道教文化重要的发源地和传播发展中心。可以说，今天的西安是中国道教思想和理论的源脉之地；是我国古代北方道教大宗——楼观台的道教祖庭；是宋元以后对全国道教有重大影响的全真道的祖庭，被称作“全国七十二路道教总汇之地”；也是我国道观保存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 述说历史：西安是中国道教的“道法重地” 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作协会员张万准先生对道教文化素有研究。曾将自己书写的多幅《道德经》书法赠送他人。谈及道教文化历史他侃侃道来：道教诞生于东汉末年，它是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发源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大型宗教，因之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道教虽然创立在巴蜀地区，但它的源脉却与长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道教的主要经籍，《道德经》（老子在楼观台讲授）、《太平经》（源自西汉成帝《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见《汉书·李寻传》 《周易参同契》， 以《周易》为理论依据）等也都源自周、秦、汉的哲学思想。 东汉以后，道教逐渐完成了由民间宗教向完备成熟的正统宗教的过渡。在这种背景下，南北朝至隋唐间，我国北方以长安为中心的道教大宗——楼观台道教很快兴盛起来。 楼观道教是以崇奉老子与关令尹喜为教祖的道派，西魏文帝、北周太祖（宇文泰）、北周武帝及隋文帝等，都是它的积极支持者。 隋唐之际，楼观台道教更是进入鼎盛时代。公元624年，唐王室遣使携天尊像赠高丽并令道士前往讲《道德经》；次年，高丽遣使入唐，请学黄、老；公元642年，高丽再遣使来唐学习道教，太宗命道士八人前往，迦设路国清老子像及《道德经》；公元735年，日本遣使请《老子经》及天尊像东渡；公元738年， 唐遣使携《道德经》至新罗。这是中国古代道教史上少有的几次中外交流，而且均发生在长安。 而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当时长安城内共有道观40多处。由于朝廷的提倡，唐代道教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以长安为中心亦得到了全面发展。中国道教走入它空前鼎盛的灿烂时期。 唐代的炼丹术虽有不少负面影响并断送了唐代几个帝王的性命，但它的实践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发现。除了硫化汞的合成外，还有很多新的药物制备方法和关于矿物的观察记录。著名学者李约慧曾说:“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中，最早提到火药的是一部题为《真元妙道要略》的道教炼丹著作。” 唐末五代时期，当时的长安城作为地区级的道教文化传播中心继续地发挥着作用，在道教文化传播方面比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汉钟离（京兆咸阳人）、刘海蟾、吕洞宾及陈抟等。陈抟是老华山派的创始人，其丹法在内丹流派中自成一家，隐仙派的张三丰自称师承于陈抟一脉，而且后来宋元时对全国道教有重大影响的、由京兆咸阳人王喆（公元1113—1169年）于公元1167年创立的全真道，就受到陈抟“佛道合一”哲学观的影响。 在唐宋之际，“八仙”传说中的张果老、韩湘子、蓝采和、吕洞宾、汉钟离、李铁拐等一半以上和西安具有不可割舍的“仙缘”。明清两代，道教在西安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今天，在全国公布的三十个重点道观中，西安一带就占了五个，因此西安及关中地区在全国道教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澄清误读：老子“不敢为人先”的观点应辩证看待 张万准先生在全国道教论坛研讨会上的发言题《弘扬道教优秀文化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他说:“老子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的思想主要集中在《道德经》一书中，是道家的主要经典。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得到一本《道德经》，就常置于案头，目前我已把《道德经》的全文能背写了。通过我多年来的体会和实践，我认为老子的《道德经》确实是一部字虽五千，涵盖天地，文约义丰，博大精深的不朽著作。”张先生认为：老子是人不是神，《道德经》是一部充满辩证思想的著作，也是一部朴素唯物论著作。《道德经》的第一章就讲述世界是“道”生成的。第四十二章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生万物是天地之根，万物之母，宇宙的起源，这里所说的“道”，就是指自然界，自然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分子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原子是由质子、中子、核子等组合而成的。老子对物质世界的认识用一个“道”字来解说，这个“道”是独立与人体以外的客观物质，这就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 其次，老子在《道德经》中处处以“出世“的观点来读“入世”。长期以来，人们把老子的思想、著作看成是消极的“出世”思想，好像老子就是不让人前进，让人只顾自己，不要去多管别人的闲事，看了《道德经》就干不成事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其实老子恰恰是从辨证的角度谈入世的，如“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说的就是只要没有私心邪念，所以就能得到满足。如“吾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里说的“不敢为天下先”，其实恰恰是“敢为天下先”，因为老子又说“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这就是辨证。再比如“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都充满了辩证的积极进取的思想。从老子的整个思想来看，他是用了一套看似消极的外衣包裹了积极入世的火热心胸，不过他的话不如儒家讲的直白罢了。比如一个人在做事的过程中，首先想到别人，叫“非以其无私邪”，在为他人的同时，自己的回报也在其中，叫“故能成其私”；孔子的“忠恕”思想和老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老子不敢为天下先，而他为什么还要写《道德经》，别人没写，他写了，不是“为人先”吗？波兰一位学者认为环保思想的根源在中国，那就是老子，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把人类和自然看成了一个整体，让人效仿天道——自然之道。 这不仅走在了他同时代人的前面，而且也走在了当今人的前面。 发挥作用：学习《道德经》思想精髓，为今天经济建设服务 张万准先生认为：《道德经》中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的实践中仍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我们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拿企业来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资本是国家的，生产原料由国家供给，产品靠国家包销，利润上缴国家，企业盈亏由国家包本，企业搞好搞不好和个人关系不大，企业法人是国家，不存在破产问题。市场经济下就不同了，特别是民营企业，资金是自筹贷款，原料靠自己采购，产品靠自己找销路，企业法人自生自灭。因此，现在的企业法人就要像老子在《道德经》里讲的“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无所归。”那样，沉沉稳稳一定要把自己的事当事干，不要人云亦云，忘记了自己身上所担负的重任。 在治理国家方面，老子《道德经》更是提供了诸多值得借鉴的理论。如“治大国如烹小鲜”。政策不能轻易变动，不能朝令夕改，不能使老百姓失去信心。如“味无味，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就是说要有知足感，在名利面前，一定要把握好自己。“为无为”，就是在施政的过程中，不能不为，不能胡作妄为，一切都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事无事”，就是公务员在施政过程中，要廉洁自律，不能把好事办成坏事，让人民群众不满意。如“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说执政者要处处事事给老百姓做出表率，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应该首先做到，要求百姓不能干的事自己首先不干，用自己的行为去教育人民。再如“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等等，都值得从政者认真琢磨思考，吸取老子思想中至今还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精华。 张万准先生翻出一份资料介绍说：中科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教授，要求他的博士生人人学习《道德经》，他明确提出:“想戴博士帽，先过老子关”。他认为学了老子《道德经》有三点好处：一是可以培养抽象思维能力；二是可以增强民族责任感；三是可以学到更好地做人做事理论。杨教授这样的科学家，尚且把《道德经》作为培养博士生的必修课程，我们就更应当很好地学习研究《道德经》的思想理论了。我们学习《道德经》要从切近处做起。首先让人民群众了解道教的真谛，学习和发扬道家的思想理论，使道家思想为人们的思想道德建设服务；使道家思想成为调整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而服务；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树立科学的人生观。 张万准先生还特别提及我们应学习和掌握《道德经》的唯物主义观念和科学的辩证法思想，并用这一正确思想破除迷信，把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强加于《道德经》和老子本人的浊尘污垢扫除净尽，让老子与老子思想在今天的大好时代里更加光彩照人。“要在弘扬道教文化中挖掘其科学发展观，使道教发展科学化，我个人认为就是要把千百年来的封建迷信与老子思想从本质上分离开来，这是发扬光大道教的基本功，也是我们为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的应有贡献。道观的道士要尽量不做抽签、算命、卜卦之事，对来道观的大众要用唯物辩证法联系市场经济实际的理论，解释当前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弘扬道教优秀文化，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这也是我们将道家思想与现实相结合，使道家思想与时俱进，也是我们在陕西举行国际道德经论坛的目的所在。” （记者范超 《三秦都市报》2007年5月1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