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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党建读物出版社）党中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蓝图，实现这个目标和蓝图，关键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强党的建设，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防止和惩治腐败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告诫：“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他要求全党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预防腐败，有制度设计完善的问题，但更根本的还是提高全党全社会的思想道德素质。 我有一年在北京学习，一些专家教授讲课、做报告时，谈及官场腐败，多归咎于体制问题。比如，监督体制不健全，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受同级党委、政府领导，监督范围、层次受到很大限制，工作也往往遭遇这样那样的干扰，尤其是特别重要的岗位几乎处在监督的空当之中。再比如监督渠道不畅通，由于政务欠公开，普通老百姓因根本无法了解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而放弃、模糊监督意识；一些群体性突发事件，常常就是群众监督无法实施而积压的不满情绪的爆发。即使是机关单位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对自己领导的监督也难于实行。我们在媒体上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一些人给上级写了举报信，往往是石沉大海，久拖不查，而举报人却遭到个别领导的打击报复，有的连工作都丢掉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类事件的不断出现，很容易使人把举报视作畏途，还有多少人敢于不顾身家性命地去伸张正义！再比如，民主制度不够完善，个别干部认为乌纱帽不是掌握在老百姓手里，而是掌握在上级领导手里，只要把上级领导维持好，自然就可以官运亨通，为所欲为。至于人大、政协的监督，媒体的监督，虽然说比普通老百姓的监督好一些，但也常常表现得软弱乏力。失去监督的权力，很容易走向腐败。所以，从体制方面分析腐败的原因，不断地完善健全体制，遏止腐败，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但我始终认为腐败问题的根本还在于道德。因为再好的制度，也只能使人不能不敢腐败，而好的道德却使人不想不愿去腐败。 从古至今，还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管理体制能彻底解决官场腐败问题。在我国历史上，明太祖朱元璋是处理腐败官员最惨烈的，他在各县衙门旁边建造了“剥皮房”，威慑敢于贪赃枉法的官员，甚至诛杀了受贿毒民的女婿和一些开国功臣，但他并没有能止住官员腐败的蔓延，明朝最终也毁灭在“文恬武嬉”的悲剧之中。制度、体制是人制定的，也靠人去执行。遵守法纪，按制度办事，在传统文化里叫懂礼，循礼。如果人而无礼，没有人去认真负责地执行，再好的制度，再健全的体制，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归根结底还在于人，在于人的礼义道德素养，在于人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心。 20世纪50年代，我们的制度、体制是不是很健全？当然不是。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各种制度、体制还在草创完善之中。但是由于人民群众中保留了较多的传统道德习惯，加之又充满了获得解放的喜悦心情，各级干部也还保持着战争年代艰苦朴素、廉洁为民的作风，在群众中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所以人与人之间，干群之间，相处十分和谐，虽不能说政府官员一点腐败都没有，事实上也确实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人，但从总体上说，那时的官员是非常廉洁勤政的。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至今还时常怀念起那种官清民和的政风社俗。 现在，应该说我们在制度、体制方面，比50年代要健全完善得多，惩治腐败的措施也要严密得多，为什么却还大面积地出现了以权谋私、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生活腐化的腐败现象？主要原因恐怕还是整个社会道德的缺失。 20世纪50年代后期，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好端端的社会关系中设立对立面，把许多人民内部是非上升到阶级矛盾，进行残酷无情的斗争；把忠孝仁爱信义等优秀传统道德规范，作为“封、资、修”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清洗，特别是十年动乱的“文革”，更是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扫荡。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整个社会道德就被击毁得七零八落。而另一方面，在抛弃“旧道德”的同时，我们也在着力倡导和建树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新的道德规范，但由于割断了人类道德的传承关系，给所有道德规范都贴上了阶级的标签，使新道德完全缺乏传统的支持，比如用阶级感情替代亲人之情，在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即便一时做到了，也很难得到广泛持久的认同；加之在道德教育上，以空洞的大而无当的政治说教代替通常的具体的伦理道德普及，把内容十分丰富的道德问题简单化、政治化，致使新的道德建设根基肤浅，枝单叶孤，经不起任何风浪的动摇。我们现在的大多领导干部，就成长在这种传统道德遭到破坏而新的道德又没有形成的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之中，道德观念非常薄弱，因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些人就连起码的礼义廉耻的道德底线也把持不住，陷入腐败堕落的泥潭。 市场经济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但市场经济的本性是获取利益。问题是我们如何面对市场经济，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保持自己的人格，保持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我们当然不能清高到口不言利。但在利益面前，是见利思义，取财有道，还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这就全在一个人的道德素养。我们现在一些领导，连这样的意识、观念都没有，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商品随意出售，到处寻租肥己。这样的人，制度对他有用，但也有限。否则，就不会出现像某省交通厅的领导一任接一任进班房那样的恶性案件。东汉时的太尉杨震，是我们陕西华阴人，他在任东莱太守时，一个叫王密的县令深夜给他送来十斤黄金，感谢他的举荐，被他拒收，那位县令说，“暮夜无知者。”杨震说：“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听了后，十分惭愧地把贿金拿回去了。这个王密知道羞愧，也还算道德未泯。这是体制问题，还是道德问题？当然是道德问题。封建时代的制度无论如何也没有我们现代的制度进步。 我特别强调道德在预防腐败中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贬低制度的作用，而是说在不断完善制度的同时，务必把恢复健全社会道德体系放在更为根本更加突出的地位。 一个时代的道德都是在继承传统道德的基础上形成的。人类从古代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世代相传积累了一些最基本的社会道德因素，比如，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等，这些最基本的道德因素在任何时代都是必要的。“仁”，就是爱人，对人有恻隐之心，同情之心，就是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爱人，首先要爱自己的父母，“亲亲为仁”，这就是“孝”。把“孝”推广开来，就是尊敬一切老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孝”推广到对国家、对公务、对朋友做事上，就是“忠”，就是实实在在尽心尽力地去做事，就有了责任心。“义”，就是要处理好个人与国家、社会、群体、他人的关系，把国家、社会、群体、他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见义勇为”，“舍生取义”，就是牺牲个人利益去维护他人的社会的利益和社会正义。义是行为所宜，坚守道义，就是“廉”，方正廉洁；有了廉洁的品德，就有了知耻之心，做了错事就会受到良心的责备。这些优良的传统道德规范，不管是对过去的人，还是现在的人，都是有普遍意义的，无非是在不同时代赋予一些新的特点和内涵。把这些优良传统道德融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中，无疑会成为构建和谐的一种精神力量。而对干部来说，就是没有监督，也容易做到勤政爱民，廉洁奉公，以人为本。因为道德良心是一种不需要外力强迫的、自觉的内心冲动或制约力量。这种内心冲动、制约较之外力的强制无疑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最根本的力量。 所以，要实实在在提升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道德素养，把腐败现象遏制到最低限度，就必须弘扬我国传统文化。西方国家已经看到了我国传统文化在整合、净化社会方面的现代价值，我们更应该发挥我们的优势。由于过去相当长时间对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的批判、否定和冷落，使得现在的年轻人对我国传统文化过于陌生，所以有必要对年轻人和年轻的领导、干部进行启蒙教育。这样，积以时日，我们的官德政风和社会风尚，肯定会有一个全新的面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必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全人类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2012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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