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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万准 评价历史人物是历史研究与理论分析中的重要课题，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我们科学评判历史人物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强调，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坚守阶级分析法、历史具体性原则与人民主体立场，坚决摒弃脱离时代背景的片面苛责、超越阶级属性的盲目美化，坚持全面、辩证、历史地看待人物的多重面向，既要精准把握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客观作用，也要深刻认清其阶级本质、根本立场与历史局限。曾国藩作为晚清中国极具争议与影响力的历史人物，身处封建社会走向崩溃、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近代转型关口，其一生横跨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洋务等多个领域，行为举措复杂多元。对曾国藩的评价，必须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清晰区分其个人修养、治事能力、文化作为与阶级属性、政治立场、历史作用，客观辨析其行为中的合理成分与根本局限，坚决抵制非阶级、非历史的唯心主义评价倾向，还原其作为晚清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真实历史面目，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近代历史、树立科学历史观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核心原则 在展开对曾国藩的具体评判之前，首先需要明确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核心准则，这是确保评价科学性、客观性的前提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任何历史人物都诞生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与阶级结构之中，其思想与行为必然受到所处阶级利益、时代条件的根本制约，不存在超越阶级、超越时代的“纯粹”历史人物。 其一，坚持阶级分析法是核心。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隶属于一定的阶级，历史人物的政治选择、价值取向、实践活动，本质上都是其所属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评判历史人物，首要的是厘清其阶级归属，认清其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为哪个阶级服务，这是判断其历史作用与历史地位的根本标尺。脱离阶级属性空谈功过是非，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误区。 其二，坚持历史具体性原则。马克思主义反对用当下的标准苛责古人，强调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无法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与社会条件。封建社会末期的生产力水平、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社会矛盾，共同构成了历史人物活动的舞台，其思想认知、实践能力都受到时代的局限。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将其放回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分析其行为是否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趋势，既不拔高也不贬低。 其三，坚持人民主体立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评判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关键看其行为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还是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顺应人民群众的反抗与诉求，还是压制人民群众的斗争。凡是站在人民对立面、阻碍人民解放的，无论其个人能力多突出、修养多完善，都具有历史反动性；凡是在客观上有利于人民生存、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即便存在阶级局限，也应予以客观承认。 基于以上原则，对曾国藩的评价必须坚持辩证思维，做到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既看到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客观积极作用，挖掘其思想与实践中的合理内核，更要牢牢抓住其阶级本质，认清其维护封建统治、敌视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明确其历史行为的主流性质与最终导向。 二、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曾国藩的客观历史价值 马克思主义承认，历史人物的活动往往具有复杂性，即便属于剥削阶级代表，在特定历史阶段，其部分实践也可能在客观上顺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或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曾国藩作为晚清地主阶级中的务实派代表，其部分作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备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与合理价值，这一点不能全盘否定。 （一）务实治理与社会秩序重建，客观缓解战乱破坏，推动生产力暂时恢复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作为主要战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战乱浩劫。清军与太平军的长期拉锯作战，导致大量农田荒芜、水利设施损毁、人口锐减、商业凋敝，地方行政体系彻底崩溃，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底层民众陷入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绝境，社会生产力遭到毁灭性打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当社会陷入长期战乱、生产秩序完全瓦解时，恢复基本的社会秩序、保障生产生活的正常开展，是保障民众基本生存、推动生产力缓慢复苏的必要前提。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着手开展战后治理与秩序重建工作。在政治上，他大力整顿晚清腐朽吏治，严惩贪腐官吏、裁汰冗员，选拔一批相对务实、清廉的地方官员，重塑地方行政体系，改变战乱时期官场混乱、政令不通的局面，提升地方治理效率。在经济上，他推行减免苛捐杂税、招抚流民、劝课农桑的政策，鼓励流民返乡耕种，发放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修复被战乱损毁的河道、堤坝等水利设施，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创造条件。同时，他整顿盐务、漕运，恢复区域商业流通，推动城乡经济的逐步复苏。在文教方面，他修复被战火焚毁的书院、孔庙，恢复科举考试，重新构建封建文化教育秩序，稳定社会人心。 这些治理举措，本质上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根基，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但在客观上，结束了长期战乱带来的社会动荡，让底层民众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生存环境，避免了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彻底崩溃，使得遭到严重破坏的封建生产力得到暂时恢复。对于饱受战乱之苦的民众而言，基本的温饱与安定是最迫切的需求，曾国藩的务实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一需求，这是其行为中不可否认的客观正面作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人物阶段性作用的认知。 （二）倡导经世致用思想，推动传统儒学转型，为近代思想变革铺垫基础 明清时期，宋明理学占据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但其后期逐渐走向空谈义理、脱离现实的僵化误区，士大夫阶层大多沉迷于心性之学，漠视社会现实、无视国家危机，形成了“空谈误国”的不良学风。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打开，民族危机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传统的空疏儒学已经无法应对西方列强入侵与国内社会动荡的双重挑战，思想界亟需突破僵化桎梏，寻求务实的救国之道。 曾国藩作为晚清理学名臣，并未完全陷入理学末流的空谈之中，而是大力倡导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他主张学问必须服务于国事民生，反对脱离现实的空洞说教，强调“知行合一、躬身实践”，要求读书人关注社会现实、解决实际问题，将学术研究与治国理政、民生疾苦结合起来。他提出“治学以务实为要”，注重钻研天文、地理、军事、水利、吏治等实用学问，摒弃华而不实的文风与学风，带动了晚清一批士大夫转向务实治学。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是晚清社会危机加剧的产物，它突破了传统理学的僵化束缚，打破了思想界空谈误国的局面，唤醒了传统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与务实精神，推动传统儒学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空谈走向务实。这种思想倾向，不仅为晚清地方治理、军事改革提供了思想支撑，更重要的是，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洋务派“师夷长技以自强”的主张，正是经世致用思想在近代的延伸与发展，它让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方的先进技术，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对中国近代思想转型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是中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的早期铺垫。 （三）修身律己与家风教化，凝聚传统文化合理内核，具备批判继承价值 曾国藩一生极为重视个人道德修养，其修身理念与家风教化思想，凝聚了中华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基本原则，能够为今天的道德建设与家风涵养提供借鉴。 在个人修身方面，曾国藩秉持“克己奉公、勤勉节俭、戒奢戒惰、慎独自省”的理念，严格约束自身言行，一生清廉自守，摒弃奢靡享乐之风，即便身居高位，依然保持勤俭的生活作风；他坚持每日自省，反思自身过错，不断完善自我品格，强调持之以恒、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在家庭教育方面，他留下的《曾国藩家书》流传甚广，书中倡导孝悌仁爱、尊师重道、和睦邻里、勤学苦读，注重家庭成员的道德培养与品格塑造，反对家族特权、骄奢淫逸，强调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担当。 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文化中存在超越阶级、超越时代的人类共同道德追求，这些内容不属于封建专制统治的核心意识形态，而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优秀道德成果。曾国藩的修身与家风思想，剔除其中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部分内容，其倡导的自我约束、勤勉奋斗、家庭责任、诚信友善等理念，是人类共同认可的道德准则，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与今天我们倡导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精神方向是一致的。它不仅对晚清时期的士大夫阶层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为后世提供了道德修养与家庭教育的参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值得批判继承的合理内核。 （四）推动洋务运动起步，客观开启中国近代化进程，引入新生产力因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内忧外患加剧，地主阶级中的开明派意识到，单纯依靠传统的封建统治手段已无法维护统治，必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自强”“求富”应对危机。曾国藩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发起者与奠基人，率先突破“天朝上国”的封闭观念，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初步探索。 在实践层面，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家官办军事工业，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他主持制造中国第一台蒸汽机、第一艘蒸汽轮船，打破了西方列强对近代军事技术的垄断；推动设立译书局，翻译西方科技、军事、法律书籍，引进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倡导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近代科技、军事人才，为中国近代化储备人才力量。他所践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念，虽然存在阶级局限，但首次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科学技术引入中国，打破了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新生产力的出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曾国藩发起洋务运动，初衷是维护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并非为了推动社会根本变革，但其客观上引入了近代机器生产、科学技术、工业文明等新的生产力因素，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推动了中国军事、教育、科技的近代化转型。洋务运动虽然最终失败，但它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闸门，为后来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奠定了物质与技术基础，这是曾国藩不可抹杀的历史贡献，也是其历史价值中最具近代意义的部分，体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向西方学习的探索精神。 三、以阶级立场与人民史观揭示曾国藩的根本局限与历史反动性 马克思主义强调，评价历史人物，既要看到其客观积极作用，更要抓住其阶级本质与根本立场，这是判断历史人物主流性质的关键。曾国藩作为晚清封建地主阶级的核心代表，其所有思想与实践的根本出发点，都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巩固清王朝腐朽的专制统治，这就决定了其存在无法弥补的根本局限与历史反动性，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历史发展的根本潮流背道而驰。 （一）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残酷镇压农民革命，站在人民对立面 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民起义是封建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是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与压迫的正义斗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变革的直接动力。晚清时期，清政府腐败无能，封建地主阶级大肆兼并土地，苛捐杂税繁重，加之西方列强的侵略，底层民众生活苦不堪言，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太平天国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它提出了反对封建剥削、追求平等的主张，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动摇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符合底层民众摆脱压迫、追求生存的根本诉求，具有鲜明的正义性与进步性。 曾国藩组建湘军，其核心目的就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维护清王朝与地主阶级的统治。他在《讨粤匪檄》中，将太平天国运动污蔑为“乱民造反”“败坏纲常”，站在封建伦理的角度，极力妖魔化农民起义，煽动地主阶级与士大夫阶层联合镇压农民运动。在军事行动中，他对太平军与起义民众采取残酷的屠杀、围剿政策，手段极其残忍，大量无辜民众惨遭杀害，充分暴露了其地主阶级的残暴本质。 从人民史观的角度来看，曾国藩的行为完全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充当了封建专制的刽子手与卫道士。他镇压的是人民群众反抗压迫的正义斗争，维护的是少数地主阶级的剥削特权，阻碍了人民群众争取解放的历史进程，这是其最核心、最根本的历史污点，也是其历史反动性的集中体现。无论其个人修养如何、治理能力多强，都无法掩盖其敌视人民、镇压人民的阶级本质。这是我们评价曾国藩时必须牢牢把握的首要原则。 （二）坚守封建纲常礼教，维护封建等级制度，阻碍社会根本变革 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必然要求打破旧的上层建筑，推翻束缚人的封建等级制度，实现人的解放与社会平等。晚清时期，封建纲常礼教已经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精神枷锁，“三纲五常”“君臣父子”等封建伦理，维护的是封建君主专制与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压抑人性、剥夺民众权利，与近代民主、平等、自由的历史潮流完全相悖。 曾国藩一生极力宣扬封建纲常礼教，将其视为不可动摇的“天理”，认为封建等级制度是天经地义的，民众必须服从君主、臣子必须服从朝廷、百姓必须服从地主。他将太平天国运动反对封建礼教的行为，斥为“毁灭名教、祸乱天下”，把维护封建纲常作为镇压农民起义、治理国家的核心准则。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封建专制制度是完美的，无需进行根本性变革，所有的治理与改良，都必须以维护封建礼教与等级秩序为前提。 这种思想立场，决定了曾国藩不可能真正推动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进步。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修补封建统治的漏洞，而非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他坚守的封建意识形态，严重束缚了民众的思想解放，阻碍了中国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变革，让中国继续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延缓了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的步伐，具有鲜明的历史保守性与反动性，这也是晚清一切地主阶级改良者无法逾越的历史局限。 （三）洋务运动局限于器物改良，阶级保守性深刻，无法解决中国根本矛盾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矛盾。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进行相应变革，单纯的器物层面改良，无法解决社会根本矛盾。晚清中国的落后，根本原因在于封建专制制度与封建生产关系的腐朽，而非单纯的技术落后。 曾国藩发起的洋务运动，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核心思想，只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工业技术，拒绝变革封建专制制度，不敢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伦理纲常是“体”，是完美无缺的，西方的技术只是“用”，只能作为辅助工具，这种改良思想具有极其深刻的阶级保守性。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洋务运动创办的企业，大多采用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模式，效率低下、腐败滋生，无法真正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它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摆脱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与政治控制，更没有让底层民众摆脱剥削与压迫。曾国藩的洋务实践，本质上是地主阶级为维护自身统治的自救运动，它无法解决近代中国的根本矛盾，注定走向失败。这充分说明，地主阶级改革派由于阶级利益的局限，不可能带领中国实现真正的独立与富强，只有彻底推翻封建制度，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根本进步。这也是理解近代中国历史演进规律的关键。 （四）秉持英雄史观，轻视人民主体力量，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根本对立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而不是少数英雄人物创造历史。但曾国藩作为封建士大夫的代表，深受传统英雄史观的影响，完全无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将人民群众视为“愚氓”“乱民”，认为民众只能被统治、被教化，没有能力参与国家治理与社会变革。 在他的认知中，只有封建士大夫、官僚精英才能拯救国家、治理社会，人民群众只是被动的服从者，一旦民众反抗压迫，就是“大逆不道”。这种轻视民众、敌视民众的立场，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根本对立。也正是因为这种立场，曾国藩的所有治理、改革举措，都没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没有考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缺乏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他的战后治理，只是为了让民众安心接受封建剥削；他的洋务运动，只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从未想过让民众分享发展成果。这种脱离人民、轻视人民的思想，使其所有实践都无法真正推动社会的长远进步，只能成为维护旧制度的工具，这从反面印证了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真理。 四、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对曾国藩的全面总结 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分析曾国藩的一生作为，可以得出全面、客观、科学的评价结论，核心在于牢牢把握阶级本质、坚持辩证分析、明确批判继承的边界。 第一，必须牢牢把握阶级属性这一根本前提。曾国藩是晚清封建地主阶级的杰出代表，其所有思想、选择与实践，都围绕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巩固清王朝专制统治展开，这是评价曾国藩的核心与根本。他的所有积极作为，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旧制度，而非推翻旧制度；其阶级立场决定了他必然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敌视人民解放运动，这是其无法摆脱的历史烙印。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防止任何脱离阶级分析的历史人物评价。 第二，坚持辩证看待功过是非，反对片面化、极端化评价。曾国藩并非单一的正面或反面人物，其行为具有复杂性。一方面，他的务实治理、经世思想、修身家风、洋务实践，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客观进步性，传承了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这些内容不能全盘否定；另一方面，他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礼教、轻视人民群众、固守阶级利益，具有鲜明的历史反动性，这一点必须坚决批判，绝不能因其局部贡献而掩盖其根本过错。这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要求。 第三，明确批判继承的边界，坚决反对盲目美化。对待曾国藩的历史遗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原则。对于其个人修身、勤勉务实、家风教化中的优秀成分，可以结合时代需求加以吸收借鉴，转化为当代道德建设、家庭教育的有益资源，服务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和家风涵养；对于其阶级立场、专制思想、反人民倾向、保守改良理念，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批判，坚决反对脱离阶级立场、忽视历史局限的盲目美化，坚决抵制将其塑造成“完美圣人”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这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科学鉴别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 总而言之，曾国藩是晚清封建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其功过是非都深深打上了阶级与时代的烙印。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评判曾国藩，既是对历史人物的科学还原，也为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提供了重要范本：只有坚持阶级分析、历史具体、人民主体的原则，才能拨开历史迷雾，认清历史人物的本质，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从历史中汲取真正的经验教训，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与走向。 作者系： 联合国特邀观察员 陕西省第九、第十届政协委员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博士 思想道德教育教授 陕西省老教授协会副会长 陕西国际书画艺术交流协会会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