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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万准 引言 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史记》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格局，成为中国史学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司马迁以毕生心血完成的这部纪传体通史，上记黄帝，下迄汉武帝，贯通三千年治乱兴衰，不仅系统保存了上古至西汉的历史文献，更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求实的治史态度、强烈的人文关怀，塑造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内核。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本逻辑，以人民群众为历史主体，以实事求是为认识原则，为我们重新解读传统历史典籍提供了科学标尺。以唯物史观重新审视司马迁与《史记》，既能够客观辨析其历史进步性与时代局限性，更能深刻激活这部经典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使其超越古代史学范畴，成为支撑民族精神、强化文化自信、服务国家治理、滋养个体人格的重要文化资源。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重新发掘《史记》的当代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一、唯物史观视域下《史记》所展现的历史进步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在于把历史看作人类物质实践活动的产物，从社会经济条件、阶级关系、人民作用出发解释历史发展。以此观之，司马迁虽身处封建社会，却在诸多方面达到了古代史学的思想顶峰，呈现出鲜明的朴素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萌芽。 （一）突破神权天命史观，实现从“神史”到“人史”的重大转向 在司马迁之前，中国早期历史叙事长期被天命、神意、灾异、卜筮所笼罩。夏商兴替、周室更迭、诸侯争霸，常被解释为上天意志的体现，历史被看作神权支配下的被动过程。司马迁在《史记》中虽未完全剔除天命观念，但其整体叙事已完成了历史性超越：他不再以神意为历史主线，而是将人的活动、人的意志、人的实践置于历史舞台中央。本纪、世家、列传三体并用，本质上都是以人物为中心、以人事为根本、以社会现实为依据的历史书写方式。他分析夏桀、商纣之亡，归于暴虐害民；分析秦之速亡，归于“仁义不施”；分析汉之兴起，归于顺应民心、休养生息。这种将王朝兴衰归于政治得失、民心向背、政策利弊的思路，实际上已经接近唯物史观关于历史是人类实践活动总和的基本判断。司马迁第一次真正把历史从神意的迷雾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中国史学以人为本的基本传统，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次极具革命性的突破。 （二）重视物质生产与经济生活，暗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便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经济对国家治乱、社会道德、民众生活的根本作用。他专门撰写《平准书》与《货殖列传》，系统论述农、工、商、虞各业的社会功能，探讨财富生产、商品流通、财政政策与国家兴衰的内在联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系统论述经济问题的史学家。他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明确将道德、礼义、文化等上层建筑置于物质生活条件之上，深刻揭示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他反对重农抑商的单一政策，主张顺应民之所欲、顺应经济规律，承认追求财富是人的自然本性，强调国家治理必须尊重经济现实。这种重视物质利益、重视经济基础、重视社会民生的思想倾向，在古代中国极为罕见，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 （三）打破等级偏见，为底层人物立传，体现朴素的群众史观 在封建时代，史书几乎是帝王将相、贵族世家的专属舞台，底层民众长期被排斥在历史书写之外。司马迁却以极大的勇气突破身份壁垒，将社会各阶层人物纳入历史视野。他把发动农民起义的陈胜、吴广列入《世家》，与孔子、诸侯并列，高度肯定其反抗暴秦、推动历史变局的巨大作用。此外，他还为游侠、刺客、商人、医者、卜者、优伶等底层人物立传，记录他们的品格、智慧与社会贡献。这种不以地位高低论历史价值、不以身份贵贱定历史地位的治史立场，暗含着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承认，是中国古代史学中极为珍贵的人民性萌芽。 （四）坚守“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契合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原则 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要求，是尊重历史事实，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历史。司马迁开创的“实录”精神，成为中国史学最核心的灵魂。他不因个人好恶篡改史实，不因政治压力粉饰现实，不因权威地位回避矛盾。对汉高祖刘邦，他既写其雄才大略，也写其局限；对汉武帝，他既写其开疆拓土，也写其穷兵黩武、耗空民力；对历史贤臣，他写其功，亦写其过；对历史失败者，他不因人废言。为了追求真实，司马迁遍历名山大川，探访古迹故地，采集民间传说，考证文献异同，以实证精神还原历史真相。这种尊重事实、求真务实、敢于直书的品格，与唯物史观坚持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高度一致。 二、唯物史观视域下《史记》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 唯物史观强调，任何历史人物与思想成果，都无法超越其所处时代的物质生产条件、社会结构与阶级立场。司马迁生活在西汉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封建时代，其思想必然带有难以突破的局限。 第一，未能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司马迁看到了人事、道德、政治对历史的影响，但未能揭示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深层规律，仍将治乱兴衰归于君主贤愚、政策得失。 第二，人民群众仍未成为历史主体。尽管司马迁为底层人物立传，但在整体叙事结构中，历史的推动者依然是帝王将相，民众更多是被动参与者，这与唯物史观的群众立场仍有本质差距。 第三，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具有阶级立场局限。司马迁同情百姓疾苦，批判暴政，但并不反对君主专制制度与封建伦理纲常，其根本立场仍站在地主阶级长治久安的角度思考问题。 第四，残留天命史观与历史循环论痕迹。在解释重大历史变局时，司马迁偶尔仍以天命、气运、阴阳灾异附会历史，未能彻底摆脱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影响。 这些局限并非司马迁个人的失败，而是封建社会生产方式与历史条件的必然结果，恰恰印证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科学判断。 三、《史记》在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大现实意义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以唯物史观激活《史记》的精神内核，能够使其在国家治理、文化建设、社会发展、人格塑造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资源。 （一）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历史智慧，夯实实事求是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根基 《史记》贯穿始终的民本思想、求实精神、治乱经验，对当代国家治理具有直接借鉴意义。司马迁反复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揭示国家兴亡的根本在于是否顺应民生、体恤民情、保障民利。这与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契合。同时，《史记》的实录精神启示我们：治国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直面问题矛盾，不回避短板，不粉饰太平。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求真务实、敢于直面问题，正是司马迁精神在当代的延续。此外，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思维，有助于我们从长时段、大历史角度把握历史大势，增强历史主动精神。 （二）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精神源泉，筑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根基 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撑。《史记》作为中华文明的经典之作，承载着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精神基因。司马迁忍辱著书、坚守理想的人格力量，屈原、蔺相如、廉颇等人物所代表的爱国情怀、正义气节、担当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源头。《史记》所倡导的忠义、诚信、刚正、务实、坚韧、自强等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相通。在全球化与文化多元的今天，深入学习《史记》，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增强民族认同感与凝聚力。 （三）为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提供历史镜鉴，推动社会和谐与共同富裕 司马迁在《平准书》《货殖列传》中揭示的经济规律与社会治理经验，对当代仍具启示。他强调农工商并重，反对国家过度与民争利，主张藏富于民，重视社会财富均衡，这些思想对于今天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参考。他深刻指出，苛政、重赋、滥用民力必然导致社会动荡，这一历史教训对当代防范化解社会风险、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警示意义。 （四）为当代人成长提供精神力量，塑造坚韧奋斗、求真务实的时代人格 司马迁本人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最动人的奋斗史诗。他身受宫刑，蒙受屈辱，却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信念支撑自己完成巨著，展现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坚韧品格。在当代社会，竞争压力加大、生活节奏加快，司马迁的精神能够给予人们强大力量：真正的强大不在于顺境中的成功，而在于逆境中的坚守、苦难中的超越、使命面前的担当。同时，《史记》中众多人物所代表的正直、诚信、勇敢、负责、爱国的品格，为当代人确立道德坐标、提升人格境界提供了重要参照。 （五）为树立正确历史观提供重要范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史记》坚持实录、尊重规律、贯通古今的治史方法，为当代人树立正确历史观提供了典范。它启示我们：看待历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历史条件，尊重人民创造。以唯物史观指导《史记》研究，既能够科学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能够理性分析其历史局限，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四、以唯物史观推动《史记》文化价值的当代转化与发展 推动《史记》在新时代焕发活力，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当代实践，实现传统智慧的现代转化。 第一，坚持科学历史观，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对《史记》中的民本、求实、正义、坚韧等优秀精神大力弘扬；对封建等级、英雄史观、天命迷信等内容加以理性辨析，吸收其民主性精华。 第二，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传统精神时代内涵。将古代民本思想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实录精神转化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通变思维转化为把握历史规律的科学方法。 第三，融入国民教育与社会传播，让经典走进大众。通过课堂教学、通俗读物、影视创作、新媒体传播等方式，让《史记》中的故事、智慧、品格深入人心，尤其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第四，服务民族复兴，把历史智慧转化为前进动力。从《史记》的治乱兴衰中汲取治理经验，从人文精神中汲取道德力量，从历史大势中增强战略自信，让古老文明成果服务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结语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新审视司马迁与《史记》，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史记》不仅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巅峰，更是一座蕴含朴素唯物主义、人文精神、民本理念与求实品格的文化丰碑。它突破神权史观走向人本，重视经济基础暗合唯物规律，打破等级壁垒彰显人民性萌芽，坚持实录精神树立史学良知。尽管受时代局限，《史记》未能完全摆脱英雄史观、天命观念与封建伦理的束缚，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瑰宝。 在当代中国，《史记》的价值早已超越史学本身。它所承载的民本思想、求实精神、历史思维、道义追求与人格力量，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为国家治理、文化自信、社会建设、人格塑造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挖掘、传承、转化《史记》的文化精髓，不是简单复古，而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从五千多年文明史中汲取智慧，不断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把历史的营养转化为前进的力量，让古老经典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绽放出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芒。 作者系： 联合国特邀观察员 陕西省第九、第十届政协委员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博士 思想道德教育教授 陕西省老教授协会副会长 陕西国际书画艺术交流协会会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