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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万准 引言 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浩瀚星空中，《易经》以“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地位，成为贯穿中国文化发展脉络的精神纽带。从上古时期的八卦符号到西周时期的《周易》经传，再到后世千余年的阐释与传承，《易经》早已超越单纯的典籍范畴，融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与文化基因之中，深刻影响着政治治理、社会伦理、科技发展、文化创作等诸多领域。 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创新发展。然而，长期以来，对《易经》的解读存在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将其神秘化、迷信化，脱离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赋予其“超自然力量”等唯心主义色彩；二是简单否定其历史价值，将其视为封建糟粕，忽视其中蕴含的朴素真理与智慧。这两种倾向均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既无法客观认识《易经》的历史地位，也难以发挥其对新时代社会的积极作用。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任何思想体系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具有相对独立性与反作用。运用这一科学视角审视《易经》，既要厘清其产生的社会生产方式、阶级关系、文化背景，客观分析其进步性与局限性，又要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挖掘其符合客观规律、适应时代发展的精华内容，实现其现代转化。 一、历史唯物视角下《易经》的产生、本质与核心特征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等社会意识形式，是在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反映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与阶级关系，其发展变化最终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易经》并非凭空出现的神秘典籍，而是中国上古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结构变革、先民实践经验积累的必然产物，其本质是上古至西周时期社会意识的集中体现，蕴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萌芽与辩证思维内核，同时带有鲜明的时代局限性。 （一）《易经》的产生：上古农耕文明的实践结晶 《易经》的形成过程跨越了数千年，其产生根源与中国上古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实践紧密相连，是先民在改造自然、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对自然规律与社会现象的直观总结与符号化表达。 从生产力发展来看，上古时期至西周，中国社会处于农耕文明初步发展与成熟的阶段。先民们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生存方式，依赖土地、气候、水文等自然条件开展种植、养殖、渔猎等活动。然而，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缺乏科学认知工具与技术手段，面对旱涝灾害、地震瘟疫、季节更替、部落冲突等自然与社会风险，先民无法科学解释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只能通过长期的观察、体验、总结，提炼出应对自然与社会的基本经验。《易经》的核心符号——八卦，正是先民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概括。八卦以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事物，通过阴阳符号的组合与变化，构建起解释自然万物生成与演变的符号体系。这一符号体系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先民对自然现象长期观察的结果，体现了“观物取象”的实践思维。 从社会结构来看，《易经》的产生与西周时期宗法等级制度的逐步确立密切相关。西周时期，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共同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制度框架，阶级关系日益复杂。社会秩序的维护、阶级矛盾的调和、宗法伦理的规范，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核心需求。《易经》经传的形成过程中，融入了西周时期的宗法伦理、政治理念与社会规范，这正是西周宗法等级制度在社会意识中的反映。 （二）《易经》的本质：朴素唯物主义与辩证思维的统一 从历史唯物主义本质论来看，《易经》的核心本质是先民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成果，是朴素唯物主义与辩证思维的有机结合。 首先，《易经》蕴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易经》以“天、地、人”三才为核心框架，将人置于自然与社会的统一体中，强调人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才能生存与发展。《乾卦·彖传》言：“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坤卦·彖传》言：“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这里的“乾元”“坤元”是对天地自然客观规律的概括。这种对客观规律的尊重，体现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 同时，《易经》将阴阳视为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并非抽象的精神概念，而是对客观事物对立统一属性的概括。这一观点本质上承认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与运动变化，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物质观。 其次，《易经》蕴含着中国古代最系统的朴素辩证思维。其一，对立统一规律的直观表达。《易经》以阴阳对立统一为核心，阴阳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系辞上》言：“阴阳不测之谓神。”这种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思维，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古代朴素表达。其二，发展变化规律的生动体现。《易经》强调“生生不息，变化不止”，《系辞上》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一观点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与辩证唯物主义“事物是永恒发展的”观点高度一致。其三，量变与质变规律的初步认知。《易经》卦爻辞中大量体现了量变积累到质变的思想，例如《乾卦》从“初九：潜龙勿用”到“上九：亢龙有悔”，体现了事物从萌芽到发展再到过度而走向衰落的过程。 （三）《易经》的时代局限性：阶级烙印与唯心杂质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任何思想体系都无法超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必然带有特定时代的阶级烙印与局限性。《易经》产生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其作者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唯心主义杂质、封建等级观念与宿命论倾向。 第一，神秘主义与宿命论的唯心主义倾向。在科学认知水平低下的上古时期，先民对自然规律与社会现象的认知缺乏科学依据，只能通过符号推演、占卜预测的方式解释未知事物，这使得《易经》不可避免地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将客观规律神秘化，陷入了客观唯心主义与宿命论。 第二，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阶级局限性。《易经》经传中大量强调“尊卑有序”“安分守己”的伦理规范，要求民众服从等级秩序，体现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思想，与现代平等、民主、法治的理念相矛盾。 第三，直观性与片面性的认知局限。《易经》对自然规律、社会现象的认知基于先民的直观观察与经验总结，缺乏科学实验与系统分析的支撑，无法真正揭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下《易经》对新时代社会的积极作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诸多领域，面临着改革深化、创新推进、文化传承、社会治理等多重任务。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易经》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创新发展”，能够充分挖掘其符合时代发展、适应社会需求的积极内容，为新时代社会建设提供历史智慧、思维方法与精神支撑。 （一）培育辩证思维能力，助力科学认识新时代社会矛盾 《易经》的对立统一思维，有助于把握新时代社会矛盾的辩证关系。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还存在发展与安全、效率与公平、改革与稳定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易经》强调“阴阳平衡”“刚柔相济”“执两用中”的思维方法，能够为处理这些矛盾关系提供重要启示。在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上，《易经》主张“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强调在追求发展的同时重视安全风险的防范，这与新时代“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要求高度一致。 《易经》的“物极必反”“居安思危”思维，有助于增强新时代忧患意识与风险防范能力。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易经》强调“物极必反”，提醒我们事物发展到鼎盛阶段后，若不注意收敛、调整，必然会走向衰落。这种思维能够为新时代增强忧患意识、提升风险防范能力提供重要支撑。 《易经》的整体思维，有助于推进新时代系统治理。《易经》以“天地人”三才为整体框架，强调自然、社会、人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主张“天人合一”“整体协调”。这种整体思维与新时代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治理理念高度契合。 （二）弘扬变革创新精神，为全面深化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文化动力 《易经》核心要义之一就是“变”。《系辞》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明确指出事物只有在变革中才能突破困境、实现通达、保持长久。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自我革新、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高度一致。在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只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壁垒，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易经》的变革思想，为改革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气。 《易经》“革卦”明确提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强调变革必须符合历史潮流、符合人民意愿。这一思想启示我们，新时代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顺应社会发展规律，让改革成果真正惠及人民。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易经》留给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品质。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自强不息的精神能够激励全体人民攻坚克难、勇毅前行，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 （三）传承天人合一智慧，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易经》“天人合一”“顺天应时”的整体生态观，剔除其天命神秘成分后，与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高度契合。它强调不违农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反对过度索取、肆意破坏自然。这种生态智慧，本质上是先民在长期农耕实践中形成的朴素生态唯物主义观念。 新时代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可持续发展。《易经》的生态智慧启示我们：人类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必须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 （四）涵养中正崇德理念，助力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与道德培育 《易经》蕴含的崇德、尚正、守谦、诚信、忧患等价值理念，经过扬弃后，可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易经》强调“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倡导向善向上、守正笃行；强调“言行忠信”，倡导诚实守信、表里如一。这些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内容高度相通。 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今天，《易经》所倡导的中正平和、节制欲望、坚守道义，有助于净化社会风气，培育现代公民道德，增强社会凝聚力与向心力。 （五）筑牢文明根脉，增强新时代文化自信与民族凝聚力 《易经》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根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一些势力试图通过历史虚无主义消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独特性。而《易经》所代表的古老智慧，以其独特的辩证思维、整体观念、人文精神，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通过对《易经》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增强民族自豪感与认同感，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三、以马克思主义立场坚决抵制的错误倾向 运用历史唯物观看待《易经》，既要充分吸收其合理内核，更要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坚决反对借《易经》宣扬迷信、复古倒退、唯心主义等错误倾向。 （一）反对占卜迷信，坚持科学无神论 《易经》在长期流传中被蒙上浓厚占卜色彩，被一些人用于算命、测吉凶等迷信活动，陷入宿命论和唯心主义泥潭。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坚持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统一。把《易经》神秘化、巫术化，不仅违背科学精神，还会误导群众、败坏社会风气。新时代必须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理性精神，坚决反对各类封建迷信活动。 （二）反对复古倒退，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 《易经》中维护等级尊卑、君权神授、安分守命的内容，本质是为旧剥削制度和宗法秩序服务，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的价值观根本对立。借弘扬传统文化之名鼓吹复古倒退，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表现，必须坚决批判。 （三）反对唯心主义解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指导 当前社会上有人将《易经》神化为“超科学”“宇宙密码”，夸大其神秘功能，否定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陷入主观唯心主义。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一切成功源于实践。 四、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实现《易经》的现代转化与时代升华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为指导，推动《易经》文化价值的现代转化，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抛弃，而是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其真正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易经》进行科学辨析。区分朴素唯物论与神秘主义，区分辩证智慧与封建糟粕，区分道德精华与等级伦理，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第二，立足新时代实践，赋予传统智慧现代内涵。将“顺天应人”转化为尊重规律与以人民为中心相统一；将“革故鼎新”转化为全面深化改革与创新驱动；将“天人合一”转化为生态文明理念；将“自强不息”转化为新时代奋斗精神。 第三，融入国民教育与社会传播，推动经典通俗化、时代化。通过课堂教育、大众读物、影视创作、新媒体传播等方式，让《易经》中的辩证思维、道德理念、生态智慧走进群众。 第四，服务民族复兴大业，把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动力。从《易经》中汲取治理智慧、战略思维、道德力量与精神定力，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结语 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看，《易经》是中国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是先民实践经验的总结，包含朴素唯物主义萌芽与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阶级烙印与唯心主义、神秘主义杂质。它既不是绝对真理，也不是封建糟粕，而是一座需要科学辨析、批判继承的文化宝库。 在新时代中国社会，《易经》的辩证思维、变革精神、生态智慧、道德理念与人文精神，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能够在认识社会矛盾、推进改革创新、建设生态文明、培育道德风尚、增强文化自信等方面发挥重要积极作用。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科学态度、批判精神与实践导向，剥离迷信外壳，弘扬合理内核，才能让这部古老经典真正活在当代，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深沉而持久的文化力量。 作者系： 联合国特邀观察员 陕西省第九、第十届政协委员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博士 思想道德教育教授 陕西省老教授协会副会长 陕西国际书画艺术交流协会会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