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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延安是革命圣地，是我国民主革命由危难走向胜利的起点，是孕育人民共和国的摇篮；延安也是人文圣地，我们中华民族和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寝就在延安地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形成于延安的窑洞里。所以，它是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交汇融合的一块宝地。感谢延安党校的领导和同志们，给了我机会，让我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来和大家讨论一些问题。 讨论什么呢？党校领导出了个题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题目太大，讲马克思主义，各位是专家、老师，我是学生。87年、89年我在省委党校学习，后来又在中央党校函授本科学习，就是学马克思主义，那时学习很认真，记了几十大本笔记。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知识就是这样来的。至于传统文化，我接触的比较早，小时候跟父亲读过《弟子规》、《三字经》、《幼学琼林》、《朱子家训》等启蒙读物，读“四书五经”、《老子》等古籍经典，是办企业之后的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我见到了太多尔虞我诈、道德沦丧的事。市场真的像是有一种“原罪”。我想，我管不了市场，但我能管我的企业。1999 年，我写了《和平房产铭》，提出以德治企，构建以“遵循礼义，自强不息”的企业精神的企业文化。从哪里去找“德”?就是从传统文化中去找。这就是我学习传统文化的起因。我一边学，一边把自己的思考写成文章，给媒体发表。2004年3月16日《求是》杂志刊登的《我是怎样讲诚信的》文章，被全国多家报刊转载，这就表明社会需要这样内容的文章，对我鼓舞很大。多年来，我主要写了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也出了几个小册子，目的是希望唤回人们的良知，但实际能有多大作用，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这样大的题目，实在是担当不起的。今天之所以壮着胆子来，是因为如何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弘扬传统文化进行融合，既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能把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振兴起来，这也是我多年来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我想能不能这样说：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读传统文化，用传统文化丰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指导地位。 现在我向各位老师汇报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向各位请教。 一、从一元文化到多元文化。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文化基本上是单一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化、政治文化。这样的文化引导我们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树立了集体主义、政治第一的价值观，人们一切听党的话，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多少个人的想法。是一种重共性轻个性、重政治轻经济、重斗争轻和谐的文化形态。那时把一切文化现象都同政治捆在一起，传统文化大多贴上了封建主义的标签，批判的多建设 的少。这样的文化氛围，一方面形成人们的思想比较单纯，比较同一，一方面也导致了左的意识的泛滥，到了“文化大革命”，几乎成一片文化空白，若大国家就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本《金光大道》。那时的人，有一种文化饥渴症，抢着看地下流行的手抄本。这种情形，象我这样年龄的人都是亲身经历了的。 改革开放，标志着我国由革命进入建设时期。当然不是说我们过去没建设，我们在改革开放前就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那是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进行的。改革开放才真正把精力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代化的核心是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过去那种束缚生产力的高度集中的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社会主义是消灭商品的。所以搞市场经济就只能在西方经济学中去了解市场经济的知识和规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吸取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精华。这样门户一开，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潮、文化现象像潮水一样拥了进来，科学的先进的好的思想文化进来了，一些低俗的乱七八糟的思想文化垃圾也进来了。许多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发生的社会现象几乎都在我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出现了重复。 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我们的生活观在比过去富裕多了，没有多少人再为饿肚子发愁，差别有，大多也只是燕、翅、海参和大肉的差别。物质生活好了，精神生活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满足。现在文化领域已有了极大的拓展，文化品类繁多，什么旅游文化，娱乐文化，网络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人居文化等等，到处都是文化。更重要的是，它对人们的民主、自由、平等观念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市场是天然的平等派。不管你是谁，在市场都是平等的，一个馒头五角钱，不因为你是乞丐，要五角钱，你是县老爷要一角钱。在市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种平等观念，多元文化现象(因为利益主体不同，思想文化也不同)是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市场的本性是唯利的，是企业趋利的场所。西方经济学者一句很经典的话：企业进入市场就是获取利润最大化。我前些年写了一篇短文，对这句话提出我的看法，发表在《陕西日报》上，我认为这句话是导致企业恶性竞争的。你争取利润最大化，他也争取利润最大化，还不弄个你死我活。我认为应该是利润合理化，得够自己应得的就行了。正是市场的这种趋利本性，造成了弱肉强食的严重不公和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制假贷假，买空卖空，坑蒙拐骗，损人利己，见利忘义，强取豪压，短斤少两等等几乎到处都有，只要能赚到钱，什么手段，什么丑事都能干得出来。特别是在市场的刺激下，诱发了严重官场腐败和社会腐败问题。有的学者竟然把腐败说成是市场的润滑剂。同时，绝迹多年的丑恶现象也沉渣泛起，或明或暗地流行在各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被金钱所污染，变得冷漠自私，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利益关系，金钱关系。这种社会道德的大面积沦陷，就是传统文化热兴起的大的社会背景。我学习传统文化也是现实给我的启示。 在这种文化生态下，一方面表现为繁杂，一方面主流又显得有些模糊；人们的思想一方面显得活跃，一方面又有些迷茫。人们不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判断事物的唯一理论根据，谈问题也不再言必称马列。这是很自然的。但还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靠传统文化能不能振兴中华，这似乎就成了一个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起来，才能巩固它在思想上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我们搞了几十年，是很深入人心的。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体系，它提供给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永远都是正确的。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却遭遇到严重的冲击和挑战，这是为什么？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认识，一是时代主题变了。过去是战争与革命，现在是和平与发展。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学说，毛泽东主席曾概括说：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千条万条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质。现在时代变了，作为革命理论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二是教条主义损害马克思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马克思主义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更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研究不够，没有展示它的全部内容，而是直接把它作为革命斗争的指导思想来运用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完全按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进行实践，结果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遭受了很大挫折，改革开放打破了原有的局面，对过去的一套在思想理论上进行了反思，由于过去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教条化，一旦打破了这种教条，就很容易使人们从信仰转向动摇甚至怀疑。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缺乏民族传统的根基,没有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我认为这是最深层的原因。 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世代相传创造了根深蒂固，博大精深的文化成果，形成特有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生活习俗的深原积淀。比如重理性的思维特点，义本利末，义利并重的价值取向，忠、孝、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念，舍生取义，见义勇为的人生观，和为贵的人生态度，民为邦本，协和万邦的治国信条，等等。都已溶入了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国民性的一种基因。世界四大古老国家，延续至今的就是我们中国，这足以说明我国传统文化有多么强大的凝聚力，说明它的优势是无可比拟的。所以尽管历史上兴起过几次反传统的浪潮，特别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几乎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扫荡，但最终还是回归到了传统文化上。一切外来文化、思想观念，一旦传入中国，只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不然就站不住脚。西方基督教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在中国传播，甚至用上了枪炮，也没能传播开来。他们信奉上帝，中国是个泛神论国家，不专信上帝，信了上帝，其它神怎么办？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一个博大的与时俱进的生生不息的文化体系。外来文化到了中国，就成了我们民族文化很好的养份，使我们的民族文化更加厚实、丰富、多彩，但任何外来文化在中国都不会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现象。 我们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在文化问题上的一个偏向就是轻视传统。似乎中国近百年来的贫穷落后，是传统文化造成的，主张一切都学习西方的。结果西方的没学好，中国的传统也丢了很多，弄得忽东忽西，摇摆不定。西方文化有西方文化的优势，中国传统文化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汉唐雄风，康乾盛世，不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丰硕成果?中国后来落后，有很复杂的原因，比如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坐井观天等，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很开放的，从汉唐到明中国都是非常开放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在开放中，在中外交流中发展丰富起来的。忽视传统文化的结果，就是使很多新的理论、新的思想观点缺少厚实的文化底蕴，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正是我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寻求强国富民真理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胜利，这给了中国人民无比的鼓舞，一批进步青年和有识之士在马列主义的指引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的一页。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这样特定的环境，是经过失败的教训摸索出来的，那就是要把它中国化，要适合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其实马克思主义有许多东西和中国传统文化是相通的。比如马克思恩格斯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和我们的孔老夫子描绘的大同社会就有很多近似之处。《礼记·礼运》篇阐述了孔子的大同思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资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就是一个没有私有，没有压迫和剥削，劳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大家，人人各得其所，和睦相处，生活无忧的这样一个太平世界。这种社会成为人们千百年来孜孜追求的理想。马克思恩格斯的高明处，是找到了这个理想实现的途径，一条是暴力革命，一条是和平长入。对于渴望摆脱被压迫剥削的劳苦大众来说,容易选择革命的道路,接受革命的理论。但在革命胜利之后，人们渴望的就是稳定的环境，进行休养生息，建设安居乐业的新生活。如果在这个时候还用革命战争时期那套群众战争，群众运动的斗争的办法推动建设，就一定脱离实际，带来不好的后果。我们过去恰恰犯了这样的错误。 外国一位学者曾对中西方文化作过比较，认为西方文化重视力量，乐于个人奋斗，中国文化重视理性，追求以和为贵。胡锦涛总书记面对新的情形，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的目标，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注重民生的施政方针，既有浓厚的传统文化的色彩，有鲜明的时代性，又是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坚持与发展。这些提法使人感到非常亲切，很容易被人民群众接受和认同。这说明，在市场经济、多元文化、民族传统文化复兴这样的大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民族传统文化相连结相融合，才能发挥和巩固它对人们思想的指导作用。 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复兴传统文化构建社会和谐的道德体系。 任何民族传统文化，都会有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甚至是糟粕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复兴弘扬我们传统文化的时候，首先要加以鉴别区分，不能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用什么来鉴别区分，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立场，自然是人民群众的立场，凡有益人民的，符合人民利益的文化思想就传承弘扬，反之就把它丢弃在历史的尘封里;观点，就是历史的唯物的观点，要历史的发展看待古老的文化思想和文化现象。比如“仁者，爱人”中的“人”，过去一些学者，认为孔子说的爱人是爱贵族，说先秦时期,“人”是指贵族，“民”是指老百姓，有的说“人”是指自由民,“民”是指奴隶，这有没有什么根据呢?不能说一点没有，但不能抓住片言只语就得出结论。老子讲“道，天，地，人”是宇宙间的“四大”,《易经》中说“天、地、人三才”是自然界的基本构架,《三字经》也说“三才者，天地人。”可见“人”是一个类别概念，“民”是和“官”相对的一个对应概念。怎么能随心所欲或者为迎合某种需要而把孔子说的“爱人”说成是爱贵族，而不爱一般人呢。方法，就辩证的方法，分析的方法。我在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想的是现实，是把传统文化和现实对接，寻找传统文化中的现代价值。这样你才会觉得它对我们非常有用，发现它的伟大。 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儒文化的普世价值是塑造完美人格。所以在历史上，凡是重视社会道德的时期，都是非常遵崇儒学的，孔子被奉为“至圣先师”，这是历史的结论，不是一些人几句话就可以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抹掉的。出现方兴未艾的传统文化热，就是现实重构社会道德的需要。 我认为传统文化本身就是礼义文化、道德文化。所以，离开传统文化是不可能建设起新的社会道德体系的。 第一，和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和为贵，和合，中和，太和，和光同尘，协和万邦，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讲和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就是维护社会有序稳定，因为只有稳定才有发展，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生生不息。而有序稳定，就要讲和，就要化解一些矛盾，不能像“文化大革命”那样，老是斗来斗去，结果把社会经济斗到几乎崩溃的边缘。当然这种“和”不是无原则的不分是非的一团和所，和稀泥，孔子把这叫“乡愿”，认为这是“德之贼”，是破坏道德的，是有德性的人所不齿的。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和”，是和而不同，是求同存异，是和谐相处。这恰恰说明我国传统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巨大包容性，它之所以能延续五千年而不中断，和这种博大的气度是分不开的。所以，我认为我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重建社会道德最直接最深厚的思想文化资源。 第二，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道德规范 就儒家来讲，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讲忠、孝、仁、义、礼、智、信、忠恕、中正、温、良、恭、俭、让、勇、和为贵、自强、自省、德政、益民、敬天保民、天人合一、廉耻，等等。这些内容不管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就做人、为政、处理调节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来说，都是有永恒价值的，它从不同范围不同层面不同层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仁”，根本是孝。 我们先说“孝”。“孝为德之本”。孝是由血缘关系产生的一种人的天性，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把孝亲的心扩展到其他人就是“仁”，用为父母做事的心去为别人做事就是“忠”。“忠者，尽也。”就是尽心尽力去做事。孔子讲，孝，不光是瞻养父母，如果把孝看成只是瞻养父母，让父母有吃喝，那只能是最起码的最低等的孝，那和养牲口有什么区别?你养头牛也得喂饱它。所以孝除了瞻养父母，更重要的是尊敬父母，使父母生活得快乐，愉悦。对父母不正当的要求，不要盲目顺从，要委婉的拒绝。父母有了错误，做了不好的事，要和言悦色地劝谏，一次劝不行，三次五次的劝，父母不听，也不生气，不和父母闹矛盾，在孝和道义发生冲突的时候，要服从道义，道义是大孝。还说，孝就是要给父母争光，不能让父母蒙羞，就要把自己的事办好，敬业爱岗，遵守职业道德，给人民和社会做出贡献。孔子这些话讲得多好呀！我们现在提倡孝道，每年都评选孝子，我看孔子关于孝的内 容，就很值得我们重视。 比如“仁”。仁，就是爱人，不管是孔子讲的“亲亲为仁”，还是墨子讲的“兼爱”，都是指对人要有爱心，同情心，不忍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最近我在报上看到一位退休女教师救劫匪的报道，很感人。山东威海市 53 岁退休女教师李建华，遭遇歹徒入室抢劫，在身中数刀的情况下，与歹徒博斗最终占得上风，制服歹徒后，她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搀扶着受伤的歹徒到医院救治，并用爱心感化歹徒，认做了“干儿子”。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有的人说，现在是法制社会，她应该报警，使坏人得得应有的惩处，不应该放纵;也有人说，她善恶不分，救助坏人就是伤害好人。但多数人认为这种宽容精神值得弘扬，认为以德报怨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超高境界，具有精神价值;做人宽容、宽厚，能替他人着想，这些行为对建设和谐社会很有意义。还有人认为，在法制社会，道德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生存手段和智慧，道德教化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若能激发人们内心的宽容、同情、怜悯和良知，将有助人际关系以及社会风气的改善。我援引这个报道，是想说明，一个人有了仁爱之心，他就不忍看到别人的痛苦，就心甘情愿地去为他人做事，为他人服务。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人都有恻隐之心,都有仁心，不过一些人的仁心被历史的灰尘蒙住了，被市场的铜臭蒙住了，需要我们把它发掘出来。有了仁心，和人相处， 为他人和社会做事就有了深厚的心理、感情基础。现在讲个体发展，讲竞争，如果你懂得“仁”，有了仁心，你就会做“己欲达而达人”。你要发展，你也就要帮助和支持别人发展，你富了，就会不忍心别人受穷,就会帮助别人也富起来,这样市场的许多丑恶现象就会少得多。市场就会被慢慢净化。现在西方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再比如“义”。什么是义?孟子说:“义者，宜也。”义，就是行为适当合宜。那么什么样的行为适当、正当、合宜呢?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人都知道羞耻，都有人格，有自尊心，都不愿意自己的行为给自己带来耻辱，而希望自己的行为得到别人的社会的认可和赞同，这种行为就只能一种利他行为。利他的行为，就是正当适宜的行为，就是义。《孟子》里讲了个故事，有人问孟子，按照礼，男女授受不亲，如果嫂子掉到水里，是救还是不救?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是“礼”，“授之以手，义也。”就是说，按照礼的规定，成年男人和女人的手不能接触(当然两口子除外)，但嫂子掉在水里，你就不能眼看着她淹死，就要帮助她，用手把她拉上来，这是义，是你应该做的。当义和礼发生冲突时，就不能拘泥于礼，而要把义放在前头。礼可以变通，义不能变通，因为制订礼，就是为了实现仁和义，使人们更规范地去做有益于国家、社会、他人事情。所以，我们把反抗黑暗统治叫起义；把维护社会公平合理叫正义，把为国家民族牺牲或抑强扶弱的人叫义士；把为家乡铺路修桥、救助穷人灾民的行为叫义举；把舍己救人的行为称赞为舍己救人。这说明“义”本身就包容有为人民为他人服务的内涵。因而讲义，在现在更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市场经济着重的是利。企业的市场行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诱发得大家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结果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都使用出来了。这实际上是个义利观的问题。我国传统文化是义本利末，义利并重，倡导见利思义，见义思齐，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这种义利观，对于调节市场行为，抑制个体私欲的疯狂，是有作用的。所以面对市场，只有守住义，也才能使市场经济成为道德经济。 还有“礼”。礼在古代的意义非常宽泛，指各种典章制度，外交礼仪、礼貌、礼节等等。讲礼最多的孔子和荀子，孟子说:“辞让之心，礼之端也。”礼就是礼让。古人对礼非常重视，《诗经》中说，一个人不守礼，还不如死去。《礼记》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鹦鹉能言，始终是飞鸟;猩猩会说话，也始终属于禽兽。现在作为人而不受礼的规范，即使能说话，不也事了禽兽的心态么?只是禽兽无礼，才会有父子共妻。所以，圣人兴起时，才制定礼来教化人们，使人们有礼，从而懂得把自己与禽兽区别开来。”因为礼是实行仁义道德的工具，是区别君臣、上下、父子、兄弟的规定，是维系伦理纲常，保持社会有序稳定的基本规范。所以，把礼看成是人和禽兽的一个区别标志，礼的基本功能是节制各种贪欲的。现在来讲，礼就是要人们讲礼节，讲文明礼貌，遵法守纪，在单位、社会选准自己的位置，处事不失职，不越位，不擅权。 还有“信”。信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孔子说:“信为人之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在市场经济中，最突出的道德问题就是诚信问题。 儒学中提出的道德规范几十个字，我在这里蜻蜓点水似地说了这几个，是想说明，我们建设的道德体系，仍然离不开这些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经过几千年的大浪淘沙传承了下来，已经溶化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潜藏在国人意识深层的这些良知通过弘扬传统文化把它唤醒，使它重新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第三，为我们提供了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 一个是教化，通过教育，改变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提高道德水准。《大学》第一章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就是把弘扬美好的道德作为大学教育的宗旨。 二是自省。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不信乎，传不习乎?”自省，是个人道德修养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变化，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道德修养也是这样，全在于自己的努力。 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七十五位诺贝尔奖得主围绕着“21 世纪的挑战和希望”议题，讨论了 21 世纪科学的发展与人类面临的问题。会议得出的结论之一就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 25 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那我们不是更有条件更应该从我们的先哲那里汲取智慧吗? 关学儒宗冯从吾在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在室庆讲学时说过这样的话:“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话尽矣。”他还写过一幅对联:“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我把冯从吾这几句话送给大家，我们一起共勉吧，一起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为复兴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道德做出自己的努力吧! 我不是搞理论的，有些问题可能说得很不当，请老师们批评。 2008年5月14—15日 在延安市党校行政学院延安大学讲课稿 |
